纪念钱三强诞辰110周年|钱三强与中物院的科学家们
来源：中物院曙光视点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3-10-19 选择阅读字号：[ 大 中 小 ]
而曾在我院或长期在我院工作的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于敏、周光召……这些“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一个个在中国科学发展史和核武器发展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他们加入中国核武器事业，他们的人生转折，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三强院士。
上午，中物院科技馆举行了纪念钱三强院士诞辰110周年献花仪式。老中青三代中物院人齐聚功勋厅，回顾钱三强院士爱国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并向钱三强画像敬献了献花，共同缅怀这位为我国两弹研制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科学家。
钱三强（1913.10.16—1992.6.28），原名钱秉穹，浙江省湖州市人，中共党员，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科院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等职。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领导建成我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研制一批重要的仪器设备，为原子弹研制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苏联政府停止对我国的技术援助后，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到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1960年，在原子能研究所提前组织力量开展氢弹预研，为氢弹研制做了理论准备，使我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两年零八个月就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99年9月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37年，刚刚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钱三强通过公费留学考试远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
面对众人的不解，钱三强回答：“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1948年春，钱三强（右）回国前夕在巴黎与约里奥·居里夫妇合影
1948年5月，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不到一岁的女儿，历经一个月零八天的海上漂泊，终于回到阔别十一年的祖国。钱三强以一个战略科学家的深邃眼光和洞察力很早就认识到原子能科学研究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创建和发展中国原子能的科学事业中。
钱三强知道这笔钱国家拿得有多么不容易，既感激中央对他的信任，觉得中国共产党是“干大事儿”的，是要成就原子能事业的领导者；也更加想把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搞起来，助力国家强盛。
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为创建核事业做基础准备。
但由于经济困难，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刚刚建所就面临买不到仪器的困境，于是，钱三强就组织所内人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点点地白手起家。
1951年，近代物理研究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四为钱三强）
1951年10月，约里奥.居里先生请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钱呀、你呀、钱的夫人呀、汪呀。”小居里先生所说的“钱”就是指钱三强。
1953年，钱三强向党中央建议发展原子能事业，引起了党中央高度重视。但是否具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的重要前提。第二年，在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主持下，中国地质勘探队首次发现铀矿资源，并采集出第一块铀矿石。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约见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谈话后，立即致信毛泽东主席。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建设原子能工业。当天下午，李四光、钱三强来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介绍我国核科学研究现状。钱三强还为中央领导人“通俗易懂”的讲解了原子弹和氢弹的原理和基本结构。
钱三强讲解的“链式反应”图（左）和原子弹、氢弹简单结构图（右）
（后载于《原子能通俗讲话》）
这一天，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正式拉开。
1956年7月28日，原子能事业部成立，11月16日，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被任命为5名副部长之一。钱三强的特殊使命从此进入新阶段。
1958年7月，在北京筹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北京第九研究所（即九所）。主要任务是接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样品（模型）和技术资料，以及调集培训人员。主要任务是接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样品（模型）和技术资料，以及调集培训人员。
1958年7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
“大炮仗？”邓稼先马上就明白是原子弹，一时还来不及细想，便自言自语说：“我能行吗？”
钱三强将工作任务和意义告诉了他，鼓励道：“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相信你能干好！”
1958年8月，邓稼先调入二机部九所，担任理论部主任。从此隐姓埋名，开始了长达28年研制核武器的秘密历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959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带走重要图纸资料。7月，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钱三强临危受命，负责组织核武器研制重大任务的协作和人才推荐工作。他团结全国核科技战线的科学家，拧成一股绳，义无反顾地投入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中。
由于核武器研制基地尚未建成，为了争取时间，就先在北京第九研究所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前期研究。
这时，钱三强受宋任穷委托帮助九所挑选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在多位科学家之间作了比较，郑重推荐了原子能所中子物理室副主任朱光亚。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3月，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与李觉、吴际霖、郭英会形成了精干的领导班子。李觉抓总体大事，吴际霖、朱光亚抓科研生产，其中，朱光亚重点抓核物理方面的工作。在高层技术决策岗位，朱光亚开始发挥特殊作用。每次向中央专委、总理汇报工作，朱光亚几乎都参加。在技术上他能给总理讲清楚。汇报之前，他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60年代重大的、向中央汇报的文稿、研制规划、计划都出自他手。
苏联专家撤走后，原子弹研制中的关键技术中还有较多的工程力学问题亟待解决，而钱三强对于力学领域专家情况不甚了解，便找到兼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请他推荐从事这方面工作并且适合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人选。
钱学森推荐了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钱三强向组织汇报获准后，亲自登门找郭永怀。听完情况介绍，文静少言的郭永怀表示：“这个工作我虽然没搞过，但经过努力，我想我还是可以的。”
1960年5月，郭永怀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主管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工作。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九所科技人员中有一半人得了浮肿病，但从上到下仍然忘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郭永怀带领科技人员完成了爆轰物理试验，对核装置的结构力学、结构强度、压力分布等，通过艰苦的计算和试验，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
1960年夏，正在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的程开甲被校长郭影秋叫到办公室。郭影秋递给他一张写有地址的字条，让他马上去报到，但没说做什么。字条来自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要借调他两年，却没有说原因。到二机部后，程开甲才知道这次调动是钱三强亲自点将，邓小平批准，实际就是参加原子弹研究。
此时，时年42岁的程开甲已是物理学界权威，与另一名核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学生施士元在南京大学创立了核物理专业。但他毫不犹豫地服从这一重大转变，成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任核武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负责原子弹爆轰条件和状态方程的研究。
1960年5月底，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陈能宽突然接到通知：李觉将军要见他。他见到了李觉将军，同时在场的还有朱光亚、钱三强两位科学家。
李觉开门见山地说：“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我们想让你负责爆轰物理方面的工作。”
凭借自己积淀多年的学术敏锐度，再想想李觉将军的职责以及朱光亚、钱三强两位科学家的专业领域，陈能宽分析出这个“新产品”大概是什么。
陈能宽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光荣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加入这项工作也就意味着自己将要改行。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决定放弃个人研究领域，服从国家需要。
1960年6月6日，陈能宽调到北京九所，任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他全身心投入这一全新的科学探索领域，从此开始了艰辛的新征途。
1960 年 11 月，正在莫斯科参加杜布纳各成员国代表例会的钱三强接待了找上门的三位中国青年学者周光召、何祚庥和吕敏。他们是杜布纳联合研究所中国学者党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来见钱三强并向二机部领导递交联名信，请缨回国参加“实际工作”。
周光召在信中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钱三强与周光召就中国如何发展核武器展开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决定回国，将自己投身到‘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去。”周光召后来回忆。
1961 年 5 月，周光召加入到核武器研制队伍，被任命为九所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协助邓稼先突破原子弹原理，领导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当原子弹研制进入决战阶段，需要更多带领攻关的科学家。钱三强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所应该起表率作用，便主动向二机部党组推荐了他的两位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
1961 年 4 月 3 日，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淦昌，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王淦昌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当时，王淦昌在基本粒子和实验物理研究领域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要他继续研究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研究工作，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他被任命为九所副所长，主管核武器实验研究工作，化名“王京”，隐姓埋名 17 余载，默默践行“以身许国”的诺言。
1961 年 4 月初，钱三强像往常那样走进彭桓武的工作室，但这天说的话非同往常：“桓武啊，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中央决定派最好的科学家加强原子弹攻关。我推荐了你，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有什么困难吗？”
钱三强还想说明一下自己推荐他，知道会使得熟悉的业务生疏，带来损失，也很遗憾的心情，可没等说完，彭桓武便说：“三强，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我去。”彭桓武很快走马上任，被任命为九所副所长，顶替苏联专家主管核武器的理论工作。从此，彭桓武的名字就与新中国在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和基础物理上的辉煌成就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三名大科学家来到九所后，邓稼先激动地说，钱三强为九所请来了三尊“大菩萨”。他们三人成了我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研究所所长李觉、副所长吴际霖、朱光亚被誉为领导核武器研究所的“三驾马车”。
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宋家树、周毓麟、赖祖武、经福谦等二机部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 105 名高中级科技骨干，以及后来陆续调来的王淦昌、彭桓武、黄祖洽、周光召和俞大光、张兴钤、方正知、黄国光等 126 名科学家与高中级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先期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邓稼先、朱光亚等人，构成了原子弹研制的科技骨干队伍，形成了强有力的攻关力量。
在氢弹研制过程中，钱三强更充分体现了他的科学预见性。早在1960年6月，钱三强就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轻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迟。
在研究原子弹的同时，1961年1月，钱三强在原子能所组建了由黄祖洽、于敏为正副组长的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小组，秘密地开始了氢弹原理的探索。不久，黄祖洽调到九所理论部任副主任，该小组的工作就全部由于敏负责。1963年9月，九所在完成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以后，在朱光亚、彭桓武的领导下，理论部主任邓稼先与周光召等副主任也作出了工作部署，带领青年们开始了氢弹理论探索。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明确指示：我国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经二机部党组决定，1965年1月，于敏率领原子能所氢弹理论预研小组30多人调入九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原理。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功了氢弹，其速度之快创造了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彭桓武说“三强向来有知人善任，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的思想”。宋任穷对钱三强的贡献做了很好的概括：“钱三强同志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知识，培养、推荐科技人才，建立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葛能全.魂牵心系原子梦——钱三强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
[2]刘晓，陈明坦.钱三强画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
[3]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钱三强与中国原子能事业.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