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于敏院士逝世的消息，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非常悲痛。

    于敏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名符其实的科学大家，有大德，有大智，有大功，深受人们爱戴，是我们这个时代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大功。于敏院士为我国的核科技事业奋斗了一生，硕果累累，功勋卓著，他是共和国的脊梁，人称“国之干城”。

    他在早年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时，就站在了原子核物理发展的前沿，取得了位居世界前列的学术论文，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并被日本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称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在我国的氢弹攻关中，他率领科研小组首先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的物理方案，为我国的氢弹突破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社会上被誉为中国的“氢弹之父”。

    在二代武器研制的关键时期，他受命于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作为技术负责人，他和邓稼先院长一道，凭借着他强大的理论功底、缜密的思维能力，对核武器发展的重大研究进行把关、决策，使武器在高比当量、小型化方面及中子弹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并与病床上的邓院长一起上书中央，要求加快核试验，为全面禁试前完成预期的核试验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应对禁核试，全面规划核武器在新时期的发展，我们院展开了发展战略的研究和部署。于敏和其他两弹元勋作为我们院的高级科技顾问，出谋划策。于先生以他在核武器物理的深厚积累，为深化武器物理规律的认识所必须进行的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独到见解，为指导后来的实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先生还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他不仅提出把间接驱动惯性约束聚变作为进行核武器物理研究的重要技术途径，并与王淦昌、王大珩等共同提出了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列入国家863计划的建议，提出了研究的发展方针和技术思路。

    近60年来，于敏院士为我国的核科技事业，全身心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呕心沥血，带领科研人员突破一道道科研上的艰难险阻；他严谨治学，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他身体力行，打造良好的科研作风，为我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中物院这支队伍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大德。于敏院士德高望重，不仅院内的人都尊重他，在社会上也享誉甚高，称他“风高范远”、“学界楷模”。我们敬仰他，一方面因为他是国家的功臣，是“两弹元勋”，另一方面，他高尚的品德情操是众所公认的。

    大德首先要大爱，爱自己的国家。在于先生身上，忠于祖国，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他骨子里透射出的一种气质底色，是植根于灵魂深处的一种秉性和追求。他的几次研究方向的变更都是在国家需要时毫不犹豫地服从；为了工作，可以不顾身体，不分昼夜。正于他说的：“核武器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国，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力量，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有了对自己国家无限热爱的执着坚守，他对科研工作就会一丝不苟，他经常告诫大家：“我们的工作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危。只要有一个数据出错，就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我们的工作要做细致，做扎实。”

    他实事求是，顾大局，识大体，处处以整体利益为重，光明正直，心胸坦荡，从来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他作为院高级科技顾问，每次会议上都对武器物理的研究发表深思熟虑的意见，而对不是他研究领域的问题，却很少评头论足。我在位期间，多次与院长一起为科研的大事和九所的班子建设征询他的意见，他都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坦诚地，负责任地谈出他的意见，在他那里，从来不指手画脚，更没有指责和埋冤。

    于先生是一位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他一生淡泊名利，将“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认为，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心底无私天地宽，他大度，宽容，严于律己，不谋私利，秉公办事，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记得在80年代初期，他任副院长兼九所所长时，我作为三所的一个科技人员，受三所委托去九所申请接受一个重要软件，由于这个软件是九所自己开发，也是正在武器中使用的重要程序，所以所里的领导都不好审批，当请示出差回所上班的于敏所长时，他毫不犹豫地说：“给！不然要影响两个单位的关系。”一句话表现了于先生大气、宽阔的胸怀。

    大智。首先是于先生个人绝顶聪慧，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对其在理论上的才华都无不佩服，他常常凭借物理直觉，进行量纲分析和数量级估计，很快抓住本质。他学术功底深厚，思维敏锐而缜密，被许多国际科技界的名人称为“出类拔萃的人”、“国际一流科学家”。

    更重要的是他能把个人的聪明融于集体，变成集体的智慧，这是从事大科学、大工程最宝贵的财富。比如“不但知其然，而且力求做到知其所以然”，通过对复杂纷乱的物理现象进行解剖分析，理出头绪，分析原因，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比如重视基础研究和预先研究，立足有限目标，着眼先进设计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集中力量研制有限重点型号；比如十分慎重选择实现目标的技术途径，本着科学求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技术途径上力求做到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再比如创造宽松环境，活跃学术思想，发扬学术民主，善于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益，从而保证了技术途径的正确等等方法和做法。

    于先生十分重视学术民主，倡导活跃的学术氛围，他认为活跃的学术氛围，有利于打破人们的思维桎梏，往往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途径就是在这种互相争论，互相启发，在思维的碰撞中产生的火花形成的。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我曾经去上海参加神光2管委会的一次会议，在听了入会专家对神光装置问题的分析后，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神光装置国家已经批准由九院为主建造，可不可以把建造地址由原来的绵阳改为上海，这样有利于发挥中科院上海的力量，也有利于实现中物院在上海的发展。这是一个很不成熟、大胆的想法，可否拿到院的会议上进一步研究呢？我当天逐个找专家谈话，征询意见。当征求到于敏院士时，他果断地回答道：可以，完全可以。但是长远考虑，从事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五个方面必须一体。他反复强调五位一体的重要，意在强调从事这项工作的五方面人员必须经常沟通，经常交流。

    我们院作为唯一的核武器研制单位，正是因为有以于敏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用他们的聪明才智造就了一支过硬的队伍，形成了一整套适应大科学、大工程的研究方法和工作作风，成就了我们核武器研制中的高效费比和巨大成就，是事业成功的宝贵财富。新时代的科技事业，许许多多的科技问题、工程问题，往往需要很多人、好多单位共同努力方能成功，这就更加需要于敏院士这样具有高尚品格、高超能力的领军人物的组织和决策，更加需要参入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爱国奉献、协同攻关、求实创新的精神，毫无疑问于敏是我们广大科技人员学习的榜样。

    我们沉痛哀悼于敏院士，追忆他为我国的核科技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更要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优秀风范，继承他的遗志，把核科技事业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安息吧，于先生！

    于敏院士永垂不朽！

 

 

                                                                               姜悦楷敬礼（2019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