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为国家隐姓埋名几十年,今天缅怀于敏!

作者 : 人民日报    文章来源 :     时间 : 2019-01-21    

    2019年1月16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时间回到1961年,于敏接受了一项国家重任,在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从零开始研制氢弹。接受任务后,他便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一藏就是三十年。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仅只用了2年8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

  今天,我们回望过去,缅怀“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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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藏就是三十年

    1月9日,人民大会堂,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颁奖。

  万众瞩目下,89岁的核物理学家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

  听名字,看容貌,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认识他。

  他自己也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因为几十年都隐姓埋名,只和核武器“打交道”。

    

  掰指算算,这般抛头露面,于敏也就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这也是于敏第一次在公众前露面,距离他被解密已有11年。

  1988年,于敏正式被解密。同年,新华社《瞭望》周刊发表了关于他的人物通讯,题为《设计中国氢弹的人》。从此,于敏与氢弹的关系开始陆续被人知晓,比如他在氢弹突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他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基础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然而,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冒雪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聪明的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他深感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接受任务后,于敏便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一藏就是三十年。

  (二)30个月的奋战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的研究是绝对保密的,要想从报纸或者杂志上找到关于氢弹一星半点资料完全不可能。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工作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废寝忘食,昼夜奋战。然而,氢弹毕竟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一条条的途径被提出来,经过仔细的讨论和计算分析,又一条条地被否定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转折发生在1965年。

  那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在这次持续3个多月的艰难科研攻关中,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事后,时任中国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在上海嘉定的一个小饭馆里,自掏腰包摆下庆功宴,以螃蟹来犒劳这些勇于初尝氢弹原理第一只螃蟹的人们。那一年,于敏39岁。

  5个多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仅仅只用了2年8个月。

  当年,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曾有不少人替于敏感到惋惜。

  他的一位老同事就曾说,对于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违背了他的爱好。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比较自由,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制任务性重,集体性强,意味着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而于敏自己却从未后悔。他说,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三)“料事如神”的本领

  于敏在科研中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善于抓住物理本质来判断物理现象发展的结果,被简称为“粗估”。与他共事多年的何祚庥院士称:“于敏的这种粗估方法是理论研究的灵魂。”

  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在北京作学术报告。当时于敏只有三十二岁。这位专家刚把实验的准备、装置及过程介绍完,于敏便对坐在他旁边的何祚庥说出了这个过程的分支比大约是多少,边说边在左手心上写着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较为稀有的核反应过程,你怎么知道的?”何祚庥反问道。

  “先听下去。”于敏摆手制止他追问。

  最后,法国专家公布了他的实验结果,果然不出于敏所料。

  何祚庥大为惊讶:“你事先看过这个实验吗?”

  “没有”

  “那你怎么算出来的呢?”

  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掌握住这一方法就能估出它的数量级来。”于敏说的方法确实并不复杂,但要真心自如地掌握并运用并不容易。物理学家的水平高低常表现在对一些基本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上。而这正是于敏有很高造诣之所在。

  这种“粗估”的方法被同事们争相效仿、借鉴,成为解决某些工作领域关键问题屡试不爽的“神器”。

  于敏的这种先见之明不仅表现在理论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工作实践中。

  有一次大家看到国外报道了一个重要元素的新的截面数据,这个数据太理想,高得有一点儿令人吃惊,如果实验数据是对的,将对热核反应大有好处。可如若是错的,则会把大家引入歧途。然而,鉴别这个数据真伪的办法,一般只有重复做这个实验。但是这不仅要花掉大量的人民币,而且还要花费二、三年的时间。这值得吗?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于敏对这个数据也甚为怀疑,他广泛查阅资料,昼夜分析论证和计算,决心搞清楚它的对错。两天之后,他在全所做了一个报告,从核反应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各种物理因素,进行了详尽的推导,最后充满自信的宣布,外国报道的数据是错误的,完全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重复那个实验。

  于敏一锤定音,再无人相信这个数据。后来,外刊报道,国外又有人做了那个实验,证明原来报道的那个数据是错的。

  (四)回答问题有“三不”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有人称它是“土专家一号”。

  对此,于敏有自己的见解:“‘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交流,互相启发,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才有利于成长。”

  在单位,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尽管问,一样耐心解答。

  许多同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于敏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有一次,所里一位姓曾的年轻科研人员与同事讨论一道难题,结果谁都做不出来。于是,他找到于敏。于敏边讲边算,答案很快就得出来了。可是小曾仍不满足,继续刨根问底。于敏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便老老实实地说,回家后再想想。

  第二天一上班,于敏就找到小曾说:“你看看这个推导。”小曾一看,没想到于敏给他写了整整三页纸。

    

 于敏与夫人孙玉芹的结婚照

  常年埋头工作,于敏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这也让他有不少遗憾和愧疚。

  在儿子于辛的记忆中,爸爸虽然是大物理学家,但几乎没有时间辅导他和姐姐的功课。“只有一次,我做物理作业遇到难题,爸爸刚好有空,就过来给我讲解,还教会我一解题的小窍门,这让我在同学间很是得意了一段时间。”于辛说。

  让弟弟于确总是难以忘怀的是,在哥哥于敏离开家的日子里,虽年年不能见到哥哥的面,但是月月都会收到哥哥寄来的钱。于确就是用哥哥寄来的钱,交纳学杂费,步入了学校的大门。 有一次,已经过了每月预定的时间,汇款单还没寄来。又过了一周,汇款单才邮到。后来家里人才知道,那次于敏的工资被人偷了,只得东拼西借,把钱凑足给家里邮寄过来。

  每月把自己工资拿出一部分补贴老家的习惯,于敏一直坚持很多年。妻子孙玉芹也格外理解和支持他。有时于敏出差不在家,都是孙玉芹把钱给他家里寄去。

  退居二线后,于敏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了。那段日子,每当夫妻二人外出时,同行的人总能够看到老夫妻相濡以沫,处处相互关照的温馨场景。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