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觉走上核武器事业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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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李觉走上核武器事业的前前后后

　　2002年，已经88岁的李觉对来访者说：“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搞原子弹。”和无数早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人员一样，党组织的一声令下，当时43岁的身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的李觉将军调任二机部九局局长兼核研究院院长，从此全身心的投入到核武器研制事业，并为此作出了名载史册的杰出贡献。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回忆说：“当年，我们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大家都住帐篷，一切从头建起。那时没有高压锅，饭也煮不熟。第一座楼房盖成后，让谁住进去呢？当时的负责人李觉将军决定，领导住帐篷，科研人员住新楼。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把帐篷留给自己住，这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李觉同志的这个决定，深深感动了广大科研人员。我对他十分佩服。平时，李觉的作风就很民主，他爱护、尊重科技人员，十分注意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想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聚集那么多知名科学家，与有一批像李觉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分不开。”

　　下面介绍的是就是李觉将军走上核武器研制事业的前后过程。

　　1957年夏，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宋任穷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二机部最重要的一个局。”经宋任穷提议，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被任命为局长，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而此时，李觉正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疗养，对此时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就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宋任穷向中央打报告，提名李觉为核武器研究所所长，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1957年6月，组织上安排李觉到北京，先让他检查身体，治病。一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陈赓来看望李觉，问道：“李觉，身体怎么样啦？”李觉回答说：“能吃能睡，没什么事了。”陈赓笑着说：“那好，我们准备欢送你。”李觉感到莫名其妙，问：“副总长，为什么要欢送我？往哪里送？该不会是把我送到荣誉军人疗养院吧？”“没有那么便宜的事。”“那到哪里？”“详细情况，宋任穷会告诉你。”说完，陈赓对他狡黠一笑，露出一丝神秘的神态。

　　可没想到的是宋任穷先到医院来看他，寒暄几句后，开门见山地说：“李觉，你的工作已定了，你到赖传珠同志那里，他会告诉你。”

　　赖传珠同志当时和宋任穷一样是军委总干部部的副部长，部长是罗荣桓元帅。

　　李觉到总干部部，赖传珠同志说：“你来得正好，这几年你在西藏工作，很辛苦，很有成绩，但身体不行，再不能让你在那里了。现在是和平时期，中央决定，让一批军队干部脱下军装到地方。准备让你去搞国防工业，也是为了保卫祖国嘛！从总的任务和责任来讲，与在西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和平建设。组织上决定让你到二机部去，任穷同志是部长，是他点名要你去的，经总理和小平批准。具体搞什么工作，他会告诉你。”

　　李觉后来又找到宋任穷，问具体工作。宋任穷说：“要你来搞原子弹。”他接着说：“二机部新成立核武器研究局，让你来当局长。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弹研制的机构，机密性很强。为了保密，对外称‘九局’，你的职务就是局长。小小一个局长，没有参谋长、司令员那样威风，但工作很重要。”

　　听说要让自己搞原子弹，李觉感到很吃惊，以为听错了，心想自己过去扔过手榴弹，也造过炮弹，还用手电筒的灯泡搞过电雷管。但从来也没有想过搞原子弹这样高精尖端的东西。他说：“我不懂原子弹，连见也没有见过，怎么搞呀？”

　　宋任穷是军人出身，说话很干脆：“你不懂，我也不懂；你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我看还是要靠我们的老传统，过去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就要在研制过程中学习研制，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

　　李觉见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也不能再耽误首长的时间，便很快地进入了角色。

　　他问：“研究所现在有多少人？”“一个人。”宋任穷指着李觉：“就是你！”李觉不禁愣了一下，一时说不出话来。

　　宋任穷说：“关于所领导的其他人选，我先给你找了两个：吴际霖、郭英会任副局长，做你的助手，你们先搞起来再说。”宋任穷告诉李觉：“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有困难找我。”他又补充一句：“我也不懂，要依靠科学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是专家，他们懂，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把原子弹搞出来。”

　　其实此时的李觉正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困难”时期，1957年2月，李觉主持召开西藏军区办公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等部门的负责人，共同讨论西藏部队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各总部反映。后来被称作“五大部上书”，李觉等人因此而受到错误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并恢复名誉。

　　而宋任穷是了解李觉的，早在抗战时期，宋任穷曾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觉任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作战股股长、参谋处处长。进军大西南时，李觉是16军47师师长，后调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西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进军西藏时李觉任18军第二参谋长。

　　李觉是个大学生，也是个不怕子弹横飞的指挥员。当团长的时候还亲自把炸药包送到敌人眼皮底下，有一次连续爆破5次，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还有一次，他被倒塌的碉堡压住，几十人踩着他的身体往前冲，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

　　宋任穷作为四兵团政委和西南军区副政委，十分看重李觉在战争年代的哪里艰苦就往哪里去的精神，和团结同志官兵的出色表现，是一个难得的智勇双全的干将。所以在这个时刻，宋任穷在这个关键位置和微妙关头毅然调来了和决然启用了李觉，是对李觉同志的最大的信任。

　　在李觉的人生道路上，如果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到西藏去，是自己的选择；那么，搞原子弹则是组织的决定。但他是自觉自愿地服从，因此，可以说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重要选择。从此，李觉把自己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核工业事业。

　　宋任穷曾说：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李觉回忆当时的情形，当时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他和吴际霖、郭英会三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二机部办公厅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李觉说：他们二位，责任心都很强，彼此自我介绍后，就研究怎样开展工作。除了他们三个人，什么也没有。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

　　三人分工，李觉抓总。吴际霖抓科研，首先要调哪些科研人员，他比较熟悉，请他拟定名单，制订一个初步方案。郭英会负责政工和人事。吴提名单，他去调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找个办公的地方，把人调来了，就要让他们工作。再就是基地建设。李觉自告奋勇，找办公地点和建基地的事，由他来负责。李觉说，他们三个都是从外面来的，除了部长宋任穷，部里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李觉看他们两位文质彬彬，脸皮薄，求人的事，他们干不了。任穷同志过去是大区的领导，西南局副书记，是他的老上级，现在在中央和军委都担任有职务，总不能为几间房子的事去打搅他。参谋长和后勤部长出身的李觉，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自信能办好这件事。

　　李觉到二机部，找有关人士，首先自我介绍：我叫李觉，是九局局长，然后提出要求。刘杰副部长和其他部领导当然知道，热情接待，主动介绍情况。而有些部门则不知道什么时候新成立了一个“九局”，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李觉是何许人士。

　　此时李觉的秘书和警卫员，已经回西藏，另行安排工作了。那时，除了他们三个人，连一个秘书和办事员也没有，也没有电话，楼上楼下，从这个办公室，到那个办公室，都要自己跑。幸好北京不缺氧，跑这一点路，还不至于气短。他遇到了不少冷面孔，也没有少生气。

　　在西藏，李觉大小也是个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还曾兼任后勤部长，手下参谋干事一大堆，虽不说一呼百应，总也可以把整个军区指挥得动。什么时候为几间房子、几张桌子、一部电话犯过愁！但是，为了早日把原子弹搞出来，什么事他都得干，不怕麻烦，不怕琐碎，不怕碰钉子。这样就在西苑旅社找了几间房子，作为九局的办公室。

　　吴际霖和郭英会有家，李觉在北京没有家，夫人魏霞还在西藏，就住在西苑旅社，也就是现在的西苑饭店，可那时条件较差，与一般的招待所差不多。李觉白天黑夜坚守岗位，吴、郭二人有点过意不去，说：李觉身体不好，刚从西藏下来，我们天天回家，他天天在这里办公，成了值班员，这怎么行？建议为李觉另外找个住处。李觉谢绝了，说这里挺好。

　　中科院“581”小组和七机部的五院，也都在那里，人们并不知道，中国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工作，就是从这家旅社起步的。九局和五院的工作保密性很强，而旅社里人来人往，情况复杂，很快从二机部部机关腾出几间房子，作为九局办公的地方。

　　但宋任穷明确指示，由于九局工作的特殊性，不能在部机关，必须独门独院，而且最好在郊区。李觉又马不停蹄地跑。主管人事的郭英会说：“不能让老李这么跑，得赶紧调几个人，先把办公室搞起来，让他们去跑。”吴际霖也同意，他立即从部机关和国务院办公厅连借带调，弄了几个精干的人，成立了九局办公室。

　　1958年1月8日，宋任穷派李觉负责二机部核武器设计机构——核武器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最后，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片高粱地上（即后来花园路），核武器研究院正式建立了。当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各方面条件非常差。核武器研究院周围原来是墓地，非常荒凉。当时建房没有大的起重机，科研人员就和工人一起劳动。盖房子的时候，刚好是大冬天，大家和水泥、挑砖、砌砖，手都冻麻木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你美国压我们，你苏联“老大哥”又卡我们，我们中国人一定要长志气，争口气。

　　宋任穷来看望大家时就一起动手干活，看到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气，就鼓励大家说，你们中有些同志是学空气动力学的，你们肚子里有气，就要把它变为动力。大家群情激昂，决心一定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几十年后，花园路已在三环边上，可那个时候，这一带是郊区，一片农田，比较偏僻。他们三人都很满意，向部领导汇报，得到批准。又报请北京市委要地皮，彭真亲自批示同意。

　　与此同时，科学院的“581小组”和七机部的五院也迁到南苑，开辟新的基地，即现在的南苑基地。

　　为给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选择一个最佳地址，李觉带着有关专家跑遍了中国的大西北，最终看中了青海的金银滩。

　　1958年5月，一架飞机在金银滩草原上空低低地飞过，听见轰鸣声的牧羊女，将手搭在额头上，好奇地向空中张望。她并不知道，不久后这片草原的命运将会因为这架飞机的到来而发生改变。

　　金银滩草原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东北部，这里东北、西南都有高山屏障。1938年，著名作曲家王洛宾陪同导演郑君里来这里拍摄电影《民族万岁》，在这片开满了金露梅和银露梅的草原上，王洛宾和藏族姑娘卓玛邂逅，并写下了著名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然而，那架飞机的到来却不是因为这个美丽的故事。

　　飞机上乘坐的是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等多位二机部九局的领导和苏联专家，他们正在为共和国选择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飞机在金银滩草原上盘旋了数圈后，掉头向东飞去。李觉依旧透过舷窗，久久地注视着这片地形奇特的土地，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1958年8月，著名科学家邓稼先担任了九局理论部主任，他从全国多所名牌高校招募了28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后来被称之为“28星宿”的青年学子，开始了他们在金银滩“星宿海”上的“战火中的青春”。

　　1959年秋，金黄的草原上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世居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需要搬迁。

　　谁愿意背井离乡，谁舍得别离熟悉的草原、帐房，和那一个个亲朋好友？

　　何况，分布于祁连、刚察等地的迁居之地，生活条件远不能和金银滩草原相提并论。要知道，在整个环湖地区，金银滩草原是水草最肥美的牧场。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第一任州长夏茸尕布出现在牧民中间。这位出生于海晏，德庆寺寺主第八世夏茸尕布罗藏龙柔旦巴加措活佛，在草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作为活佛，他所管辖的部落和寺院，分布于青海尖扎、化隆、贵德、贵南、同德、刚察、海晏等地，在西藏、内蒙古和甘肃同样有许多信仰他的群众。

　　夏茸尕布的解释和劝说，极大地推动了搬迁工作的进行。他从这户牧民家走进那顶帐房，从这面山坳爬到那面山坡。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星星打量着身影，脚步丈量着历史。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在三天之内，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备鞍打马为共和国核工业事业，无偿地让出了世居之地。

　　历史不会忘记1959年的秋天，在浪漫的金银滩草原上演了一幕史诗般的迁徙。

　　三十多年后，又回迁故土的牧民旦巴措，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迁徙时，草原上回荡的那种雄壮之气。虽然，大家并不清楚，共和国将在自己的家园，勾画什么样的建设蓝图；但是，为了国家，为了大局，这些淳朴的草原人，遵从号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故土。

　　在当时，发生了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接到通知，有些牧人来不及熄灭炉火、搬运家当，就扶老携幼，起身离家。在一顶帐房内，锅中的羊肉刚刚煮熟，这时搬迁令已至，来不及尝尝鲜美的羊肉汤，这户牧民就拔帐起身，踏上了迁徙之旅。

　　1959年夏天，来到基地建设的工作人员就达1.5万人。到1962年底，工作人员人数已突破了2万。

　　同时，原在北京的九院也整体搬迁到了金银滩。基地被中央命名为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代号为青海国营221厂，对外称青海矿区。当时，除了青海省委和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外，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矿区”在采什么矿。

　　221厂的厂区处于金银滩草原的中心地带，占地约570平方公里，保密区域覆盖整个草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就在这里诞生，因而后来被人们誉为“原子城”。

　　（根据若干材料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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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内容】

　　彭桓武院士诗七律问候李觉将军

　　忆昔峥嵘岁月稠，

　　花园餐室励同俦。

　　草原帐内挑兵马，

　　戈壁滩头献彩球。

　　喜值新春联老友，

　　寿臻八秩祝千秋。

　　长髯厚直将军健，

　　犹有豪情作远游。

 

    【作者】

    姜悦楷，中物院原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