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这个名字，现在已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熟悉。都知道他是“两弹元勋”，他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将自己的智慧、个人幸福以及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国防事业，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他是一位英雄，同时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的许多高尚品德，往往不是记者的临时采访和询问能反映出来的，也不是他同高层人物的接触中，能够充分表现的。他的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不摆领导和专家的架子；他的很富人情味、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他的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以及他总是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劳动者，不搞特殊化等高尚人品，都是在和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科研人员的接触中，时时、处处地表现出来，展现出一位品德高尚的科学家的形象。我们理论部有个好传统，就是对领导、特别是对专家，不称呼官衔，总是老张老李相称。在邓稼先院长去世前20天，我去301医院看他时，虽然当时他已是国防科工委科技部副主任、并早已是九院院长了，可我还是亲切地称呼他“老邓”。

　　我永远不会忘怀的是，1972年初春我陪邓稼先去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探望他在兵团劳动的女儿的经历，一路上反映出了许多邓稼先高尚人品的东西，令人起敬。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在许多有职有权的人都把自己的子女往部队里塞，以逃避上山下乡的时候，你能相信当时作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技的副院长的邓稼先，竟让自己唯一的女儿留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呆到最后吗？你能相信一位堂堂的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技的副院长，竟不动声色地找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陪同，悄悄地到兵团去看望了一次女儿吗？你能相信一位堂堂的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技的副院长，既不带保镖，又不坐小轿车，在内蒙古草原上，在找不到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竟坐上一架农民拉过粪的平板牛车代步吗？这一切，在邓稼先和一位普通科研人员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很自然地做到了。因为除非是因工作需要而与上层交往，他总是把自己看成和工人、农民一样的普通劳动者。

　　记得从乌鲁木齐到包头的路上，在车上要呆（好像是）两个晚上又三个白天，这么长的时间呆在车厢里是很烦闷的，但和老邓在一起你不会感到烦闷。他总会讲些东西提起你的精神：他时而问我理论部在“运动”中发生的事情（因他常在院部或实验场地，对理论部的‘运动’情况不甚了解）；时而谈文学；时而又讲笑话。总之，和他在一起不会感到疲乏。

　　上车不久，他就讲了个笑话。他说，青少年是学文化的时期，许多知青离开学校下乡了，他们连个简单的信都写不清楚。据说有个女学生在乡下插队，给她妈妈写了一封信报平安。信中说，她生活得很好，叫妈妈不要担心。她说，她每天和大狼睡在一个坑里，把她妈妈吓了一跳。原来她是想说她每天和大娘睡在一个炕上。他讲完这个故事后，我们都笑了，但内心不免有些酸楚，因为我们不正是去内蒙看他在那里‘插队’的女儿么？

　　我们也谈些轻松的话题——文学。我发现他的文学修养很高。他讲了许多关于文学的知识，大多现在我也记不得了，唯独记得的是他说有人把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清明》，只是改动标点符号，就改成了一首词。我听后颇感兴趣，至今不忘。唐诗的原文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他说“有人把这首诗改写成：‘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他接着解释说：“这里把‘纷纷’做动词用。这首词，听起来像‘词’，其实不是词，因为没有这个词牌。”

　　对这首诗的修改，现在网上到处能找到。但在当时，电子计算机的个头很大，大得来要放满一间大房子，而且只有极少的科研单位才能用上它，在这样的情况下，那里还有什么网可联？就是现在有网可联了，我也还没有在网上看到谁能像邓稼先那样明确地指出‘其实这不是词，只是听起来像词’的话。

　　当时老邓还说：“如果增减一些字，就可以改写成各种别的诗。有人把这首诗改写成三言诗：‘清明节，雨纷纷。路上人，欲断魂。问酒家，何处有？牧童指，杏花村。’也有人把它改为四言诗：‘清明时节，行人断魂。酒家何处？指杏花村。’也有人把它改为五言诗：‘清明时节雨，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在这几天中，除了谈文学外，老邓讲的笑话也不少，幽默、风趣、意味深长。既使人感到轻松、快乐，又从中深受教益。他说，讲话是一们艺术，应该考究如何讲法。有的人说话总爱习惯性地带点口头语，影响说话效果。比如科委某领导，每句话的开头都要说个“好像呢”。有一次试验前向张爱萍汇报。大家汇报完后，张爱萍提了一个问题，问这件事准备得怎样。这位科委领导回答说：“这个问题好像呢”，张爱萍正言历色地说：“什么‘好像’？！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好像’、‘好像’。”老邓说完后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老邓接着说，“如果讲话既爱习惯性地带点口头语，又把话说错了，那留下的就只有笑话了，听的人那里还记得你讲话的内容。”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XX军区某司令员讲话，每句话后面都要跟个‘的工夫’。一次他作形势报告，想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帝、修、反联合反华，我们应该加强政治学习。他把赫鲁晓夫和尼赫鲁的名字扯在一块儿了。说：‘今天的功夫，一天不学习的工夫，就跟不上形势的功夫。当前赫鲁希赫鲁的功夫’”老邓的话音未落我就大笑不止，老邓也几乎把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我们就这样愉快地在火车上摇晃了几天几夜，终于到达了包头。下车后立即去长途汽车站搭车去乌特拉前旗。到了乌特拉前旗，下车后，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不知这是乌特拉前旗郊区的长途车站，还是这就是乌特拉前旗，反正没有南方的集市大。一打听，方知小典（老邓的女儿邓志典）所在的兵团离这里尚有至少两公里。我自己提着一个大旅行包，老邓提着两个大旅行包，要走这么远的路程确实很难。我请老邓在原地等着，我去看看情况。出车站一打听，得知没有车去兵团。甚至这里除了刚才到达的一辆长途客车之外，什么车都没有。当我正在犯愁的时候，见一个年长的农民，赶着一輛装满干粪的平板牛车，他刚卸完干粪准备离去。我上前说：“老乡，从这里到生产建设兵团有多远？”老农回答说：“我马上要回去的地方离兵团不远，跟我走吧。”“好哇，我放三个手提包在你车上行吗？”“没问题。”老农回答说。于是我一面请老农等等，一面赶忙回车站叫上老邓。我们把手提包放上了老农的平板车，老农说：“你们也坐上来吧，牛走的快”。我不知道老邓是否愿意，问他行不行。老邓说：“有什么不行的，上吧。”于是我们就上了农民拉粪的牛拉平板车。我们盘腿坐在平板车上，老农在前面坐着赶牛，摇摇晃晃地向前走着。四周是一片辽阔的大草原，大得无边无际。清风拂面，微风扶着泥土散发出的芳香，把我带回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农村生活的儿童年代。当我从梦幻般的回忆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看见老邓两眼望着远方，不知他在想什么。我想打破寂静，就说：“老邓，我们去新疆坐的是飞机，从基地到乌鲁木齐坐的是小轿车，从乌鲁木齐到包头坐的是火车，从包头到乌特拉前旗坐的是大客车，现在又坐上农民拉粪的平板牛车，这次什么交通工具都坐了。对不？”他好像是没有听见我说话似的，还是两眼望着远方，盘腿坐着。我又说：“在基地，夜里，门外有警卫，很是安全。现在坐在牛车上，也很自在，不是吗？”他回过头来盯了我一眼，说：“你别胡说了。”接着，我们又静坐了一会，很快牛车就到达兵团了。

　　下车后，见很多年轻人在兵团劳动。其中也有我所职工的孩子，他们认识老邓。所以不一会儿小典就被叫来了。小典把我们引进一间小平房，说我们就住在这里。屋里有两个单人床，一张普通长桌。老邓和我坐在各自的床上后，小典就回连队劳动去了。晚饭是小典从连队给我们打饭来吃的。

　　晚上小典来了，老邓凝视着女儿，抚摸着女儿的手，轻声地唤着“小典，小典。”就像身边没有我这个外人一样。父女情深，令人动容。过了一会儿，老邓打开一个手提包，掏出了一些罐头，叫小典拿去。小典执意不要，说大家是在这里劳动锻炼的，都在过艰苦生活，我怎么能吃这些？老邓没法，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这要体谅孩子的处境，大家都以艰苦为荣，你这点罐头虽谈不上奢侈，但孩子拿去感到压力很大，在我看，她不要就算了。”老邓接受了我的意见，沉思了一会儿，说：“明天是星期天，叫小典唤上她的表姐（许德衡的孙女，我忘了她的名字，她也在那里劳动）我们四人一起，到乌特拉前旗去把它吃掉吧。”大家同意这个决定。事情定下后，小典要回连队去了，我们陪同她走出室外。

　　夜幕笼罩着草原，一盘圆月从鱼鳞般的云隙中露出，草原弥漫起朦胧的月光，像是升腾起来的一片淡淡的银雾。几年前我在221草原上工作时，晚上见到的也是这样的美景！

　　第二天是周日，老邓和我，小典邀着她的表姐，四人一起，提着一手提包罐头，沿着昨天的车道，向乌特拉前旗走去。在一个小小的馆子里，买了两瓶啤酒，就把罐头打发了。第三天是周一，小典她们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按他们的惯例，到小屋来看了我们。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走了。第四天我们就走了。步行到乌特拉前旗，搭上长途汽车去了包头，然后乘火车回到北京。

　　以后我和老邓见面的机会不多，只是他回理论部或我去院部出差才能见着他。

　　1985年7月底，我听说老邓回来了。他是来参加讨论某专家入党的问题的。又听说在讨论的过程中他感到不适，去三医院检查出是直肠癌，并立即住院治疗。我很想去看看他，但上面规定不许大家去看望，免得影响他休息，我也就没有去。后来听说经过手术治疗后老邓出院了，我以为这下没事了呢，谁知不久他又住院了。1986年7月初，我在同事爱人董大夫（她是301医院大夫）的引领下，见到了老邓。记得来到老邓的病房前，董大夫从门上方的玻璃窗口往里看去，回头对我说：“哎呀！邓院长准备睡午觉了。”我问：“睡下去没有？”她说：“还没有。”我请她敲门，老邓应声开了们，见我来了，他很高兴。老邓向我介绍了他的病情，并把衣服解开，露出下腹，把从腹部拉出的管子和吊着的瓶子都给我看。我说：“老邓阿，你可要挺住哦。当年我们突破原子弹、氢弹，历尽千辛万苦，您今天就要像当年突破两弹那样去战胜病魔，精神力量在治疗中是極重要的。”老邓说：“我很乐观，你们放心。”我怕耽误他休息，起身要走，他要我坐下来再聊聊，我又坐下来和他聊了大约四十多分钟，我不敢久留，就起身走了。我请他好好休息，他一定要送我。病房在这头，电梯在过道的那一头，他硬是把我送到电梯口。临别时，老邓说：“这次我恐怕出去不了。”我说：“你可千万别这样想。等你出院后，在家里好好儿疗养，我不时来和你下围棋。”这次在医院和老邓见面，觉得他的精神还是很好的。想不到过了大约20来天，7月29日，他竟离开我们这些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奋战的战士而永远离去了！

　　老邓！我们永远怀念您！

　　您说如果能再次选择人生的话，你仍然走你走过的道路。我想，如果我们能再次选择人生的话，仍然愿意选择在您的领导下工作。

　　安息吧，老邓！

   【作者简介】

　　九所退休科研人员，现居加拿大多伦多。1998年，写了这篇回忆文章，名为《科研战士怀念邓稼先》贴在北美的华人网站《文学城》上，影响很大，点击率高达六千多人次。有人说这样的文章什么时候看都不过时；有的人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有的人说宁在国内做邓稼先不在国外得诺贝奖。

    在两弹元勋邓稼先诞辰90周年之际投稿网站，与我们共同怀念邓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