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7日，摄于高潮家中。

（本文刊登于1987年8月30日《光明日报》）

　　1987年7月29日，是我国核武器事业杰出的科学战士邓稼先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我与邓稼先同志共事前后历时25年。这25年正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他的逝世，至今我仍然很悲痛，我国科技界和国防科研战线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巨星陨落了，我也丧失了一位良师益友。回忆与邓稼先同志共同奋斗的那些难忘的岁月，将激励我们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而竭忠尽智，奋力拼搏。

　　一、科技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1958年，我国政府为了增强国防力量，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树立起我们祖国的国威、军威，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决定发展我国的核武器事业。1959年，一个超级大国领导集团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新技术研制协议，不给技术，不给资料，紧接着又撤走了技术专家;另一个超级大国也极力封锁我们，一切技术外部信息来源都断绝了。而当时在国内，又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而带来的严重困难时期，中国的核武器科学技术研究，就是在这种困难，孤立的封锁的情况下起步的。当时外国人还不相信甚至于瞧不起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的力量。认为“在核武器这个禁区里，你们在理论上根本还没有入门!”并且断言:“离开了我们，你们买的这些设备都会变成废铜烂铁”!面对着这样的欺侮，当时党中央发出了“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伟大号召，成立了15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负责，直接领导了研制“二弹”的工作。毛主席做了很多重要指示，如:“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周总理指示，搞这个事业的人要有三高:“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这些成了我们长期为原子能事业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工作准则。

　　当时我们这一批平均二十多岁不到30岁的年轻人，就是为了这一伟大的时代使命而从全国各地乃至国外聚集到一起来的。稼先同志是1958年8月调到核工业部九院的，当时任理论部主任。我是1960年11月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调到九院，在稼先同志指导下工作。那时，我们这批年轻人所想的、做的一切就是要为国争光，为民族争光，为我们10亿人的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站立起来，要用实力让人家尊重。稼先当时常说:“我们搞的是空气动力学，有压力就必然有动力。”当时参加这一事业的年轻人就是顶着压力，为完成祖国赋予的这个庄严任务而奋力拼搏的。

　　在两霸封锁重重困难的条件下，怎样实现自力更生?当时的做法是边干边学。一方面组织高级科学家讲课，一方面在确定了的理论攻关方向之下分成了许多个小组进行协同攻关。稼先同志常在我们中子物理组讲授有关工作方面的课程。那时大家干劲很大，晚上大楼内灯火通明，直到深夜。清晨起床后，吃早餐前还要到研究室学习、钻研，谁要是8点钟才上班就感到脸红，认为自己迟到了。稼先同志更是一心扑到工作上，与大家同甘共苦。每天我们加班到什么时候，他就和我们一起干到什么时候，领导的任务不是监督你怎样上班，而是晚间催促同志们回去休息。尽管生活很困难，但大家毫无怨言。当时理论部的任务是怎样尽快地拿出可行的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来，理论部的同志都特别紧张，稼先同志更感到责任重大，真到了卧薪尝胆的地步。从1960-1962年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计标和各项实验工作，完成了原子弹的总体设计方案。部领导根据这个总体设计方案向中央写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提出在两年或更多一些的时间里，即在1964年下半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就是著名的“两年规划”。实践结果证明了这个规划确定的目标完全正确的。从1962年9月到1964年10月，仅仅在两年的时间里，戈壁滩上一声巨响，一朵硕大的蘑菇状烟云腾空而起，震惊了世界，两个两年加在一起，仅用4年多的时间，就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当时国外不少的人对我们这样的速度十分震惊，不知其中有何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在于我们有一批像邓稼先同志这样不为名、不为利，在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中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无私奉献毕生精力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二、舍生忘死、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

　　稼先同志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危险的岗位上。安装起爆部件时他在场，开启有剂量的密封罐时他在场，试验时，他总是在最前沿的指挥岗位上，他的这些举动对现场操作和工作的同志增强着信心和力量，也是最好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

　　1984年冬天，稼先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实验场地的前沿指挥车上，“零”时即刻，在指挥车上的人先是感觉到地震，以后就是一阵如同闷雷那样的响声，前面的那个山头好像要飞起来似的烟雾腾腾，粉尘烟雾过后，再看那个山头的颜色与别的山都不一样了。当我们看到表示实验圆满成功的记录讯号时，稼先和我们都在车里高兴得跳了起来，兴奋地难以自抑。大量的测试信息证实了稼先同志在选取实施方案的决策上，是正确的。在上千、万个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提前实现了原理的突破，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谁曾料想到，此时癌症已经开始侵袭他的身躯了，他经常拉稀，身体日渐虚弱，而他自己却全然不顾，一如既往地为祖国的核武器事业全力拼搏，完全忘却了自己，充分体现了身先士卒，奋不顾身的崇高献身精神。

　　在我们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里，大家都知道稼先同志的欢乐或苦恼都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否顺利连在一起，如果一次试验结果不很理想，他连饭也吃不下去，来回徘徊，苦苦思索。如果试验成功了，他马上就高兴起来，大家往往要稼先请客，他马上就掏钱。他带到场地的好烟、糖果也一扫而光。用稼先的话来说，这二十多年来他经常是“心提在嗓子眼上”过日子，我们这些人，在每次试验没响以前，也全都是吃不好，睡不好，担心那成千万个环节有哪个还可能出什么问题，比蜘蛛网还复杂万倍的控制、测试和监视系统的电缆、仪器设备要是有一个地方出了纸漏，那还了得!真叫人够提心吊胆的，连家属也睡不好觉。我们一出发到试验基地，家属们也在焦急等待试验现场的试验消息，心也都悬着。稼先在北京时心跳一般是七八十次，可是一到基地，在起爆前他的心跳常到120多次，血压也常往上蹿，心情非常紧张。稼先同志和从事这一研究事业的同志一直把周总理指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当做工作的座右铭，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

　　三、治学严谨、学风民主、平易近人

　　邓稼先同志一生勤奋学习，潜心钻研，治学十分严谨。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个艰苦创业的时期，他和大家一起起早贪黑地学习，并且通宵达旦地为青年人备课。就是在他年过半百，在核武器的研制上，已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的造诣以后，仍然坚持勤奋学习。稼先同志的宿舍在我住的宿舍的前排，彼此对着窗户，每天他的灯总要亮到深夜。常常一觉醒来，还看到稼先同志窗口的灯光。他除了研究有关核物理、理论物理等专业学科外，还坚持自学外语。他早年曾留学美国，英语很好，但是为了便于缭望国际上和技术的进度，以及有关的经验和教训，他还自学德语和法语，每次出差他都随身带着录音笔、磁带，利用旅途和其他空闲时间学习。稼先同志是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的。和国外专家讨论问题，人家不可能原原本本地从头到尾详尽介绍，但只要人家点到几句，由于他熟悉最前沿的发展，所以能马上掌握问题的关键所在。一直到他身患癌症住进医院后还忍受着病魔的折磨坚持学习。稼先同志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逝世前3个月，他还同九院的其他领导共同讨论研究，写信给中央，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宝贵意见。

　　稼先同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学风民主，平易近人。在学术上，稼先总是充分发挥民主，博采众长。他鼓励别人提出不同意见，绝不摆出高级权威的架子。人家向你提了不同意见，就想法子出点难题治他一下，这种事在稼先那里从来没有过。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讨论问题，有时也争辩得很激烈，但互相之间的关系都相当好。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之所以能这样迅速取得成果，不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一批邓稼先这样出色的科学技术专家和科研工作组织领导者，他们不光在学术上造诣很高、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且作风民主、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科技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业，观点也常不一致，只有以这种平等的态度、民主的作风，才能把成千上万的人团结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

　　稼先同志待人谦虚、真诚、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在九院，从各级领导、科技人员到汽车司机、警卫员，大家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人们叫他从不称官衔，都叫他老邓，非常亲切。

　　邓稼先同志长期忘我工作，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奋斗了数十年。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他所做的工作，许多属于国家战略机密，一时还难于公诸世人，但是，他的“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精神和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