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公走了，留给我们无穷的思念。写此短文，寄托我们的哀思。1961 年彭桓武先生调入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后，任副所长主管理论部，重点是中子和核反应方面的工作。我这个科研组是搞状态方程的，由别的副所长分管，因此与彭先生接触并不多。但在当时，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很幸运，有机会能与彭公等众多专家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专家们精谌的分析能力，巧妙的粗估方法，深厚的学识功底，谦逊的求知学风为我们年青人提供了生动的学习榜样。

    在突破两弹初期，无论是从各方面调来的科技专家，还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人，谁都没有搞过原子弹。无论学问大小、资历深浅，在新的任务面前大家都很陌生。更重要的是，当时处于学术领导地位的专家们，都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在突破原子弹原理的“九次计算”过程中，我们承担计算任务的大学生，要把计算结果向专家们汇报，专家们审议结果为什么与苏联专家给的教学模型中的数据不一致。讨论非常热烈，经常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大学生对一些专家的解释不太同意，但不敢在会上直说而在一边窃窃私语，这个情况被彭公发现了，他说在原子弹面前，我们都很陌生，鼓励我们有什么话要说，大胆讲出来。此后，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胆子越来越大，敢于与这些大专家“平等”地讨论。就这样，在彭公等大专家的引导下，在我们科研群体中就比较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能畅所欲言、平等讨论、教学相长、十分有利于鼓励创新的学术气氛。

    突破两弹时，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彭公一个粗估“法则”：3 等于无穷大 。也就在“九次计算”攻关中，讨论计算结果与“标准答案”的偏离，物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对结果进行审议，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质疑。由于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免产生西瓜芝麻一把抓的现象。这时彭公提出了上述的粗估法则，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这个法则的意思是先考虑两个因素，把它们的影响结果进行比较，相除之后，如果比值大于3，就先不考虑做分母的那个因素，即暂把它当成零，（相当于比值成为无穷大），集中精力先把做分子的那个因素研究清楚。然后再研究次重要因素的影响。彭公的这个法则，使我们从眼花缭乱之中，理出了头绪，分解了困难，简化了问题，加快了研究进度。这种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也成了突破氢弹的利器，又成功地应用于整个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中。

    在突破氢弹的战斗中，彭公协助邓稼先，指挥黄祖洽、周光召、于敏三路大军探索氢弹奥秘。那时的情景确是群情振奋，日以继夜，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广大科研人员和专家们的智慧、灵感和创新精神被高度激发出来。功成之后，九所于80 年代初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大家公推彭公为第一获奖人。当大家把奖章和奖牌交由他保存时，彭桓武院士坚决不收，提议放在研究所里，让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共享。他随手写了一副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一方面确是突破两弹的真实写照，是突破两弹的宝贵经验，但同时又折射出彭公崇尚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和淡泊、宁静、谦逊的高尚品格。从中我们也再一次体会到在完成伟大的科学工程中，发扬这种精神是多么的重要。这是彭公留给我们的榜样和宝贵启示。

    彭公调回中国科学院后，仍然关心我院的事业发展。他是我院聘任的高级科学顾问，我院好几次重要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他都应邀出席指导。彭公对事业、对学问的追求是执着的，但对生活的要求却是非常之低调。我们好几次到彭公家中去拜访，发现他生活过于简单，孤身一人，无人随时照管他的起居。我们曾提出由九所派一个公务员来帮忙，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他自由自在习惯了，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彭桓武先生走了，他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所建立的功勋，将永载共和国的史册上，他为我国理论物理学所奠定的基础和创建的成就，将继续鼓舞后来者攀登新的高峰，他高尚的人品和学术风格是我们永远要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