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我国核武器的初创、突破、攻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北京花园路3号院内——核武器研究所（也称北京九所）是个集科研、实验、工作、生活于一体的大杂院。我有幸在这里工作，生活并见证了这里发生的事情。至今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十分简朴而慈祥可亲的长者——他总是在人们用餐后从食堂里走出来了，他才拿着碗筷若有所思的一步一步迈进食堂，随便买些食堂里剩下的饭菜，草草吃完便又回到他的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就在食堂北边约50米的4号科研大楼二层）。他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他就是我国核武器“两弹功勋”科学家彭桓武先生。人们经常担心他的身体，问他为何不早一点进食堂买点可口的热饭热菜？他却坦然的回答：我这不是很好吗?不用排长队。

　　所里的保密工作制度很严格也很细微，每天上班都要到保密室取自己的保密包，下班时退回保密室保管，在办公室或家里是不能存放保密资料的。遇到周末或节、假日还要进行保密大检查——自查或互查。有一天，我奉命和另一位同事对专家办公室进行保密检查。彭桓武先生就在专家办公室工作（还有王淦昌、郭永怀、程开甲和陈能宽等），我们进门后向彭桓武先生致意，他欣然表示随意。我们从书柜、写字台等各个地方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后来，看见彭桓武先生的写字台中间那个大抽屉没有锁，还留有一个缝隙，我顺手将那抽屉轻轻拉出来一些，一看，有点吓着了！里面放着一大堆人民币！还有两张《人民日报》（好像是“号外”，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新华社特别发行的“号外”）。我赶紧将抽屉关回原来位置。拉着我的同事走出了办公室。我和同事嘀咕着：那么多钱随便放在办公室也不怕丢失！因为这间办公室可算是个“公共场所”，它是这幢大楼人来人往最密集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彭桓武等老科学家们工作的地方，也是核武器研制工作学术方面的最高司令部、更是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积极求索、答疑解惑的科学殿堂！那办公室的黑板上经常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推导、演绎、重要问题的解答……。我想：彭桓武先生是不是烦管钱？随便放着使用方便？他对大家那么好，相信别人不会拿他的钱呢？或者，即便是少了些钱，他也不在乎？看他平时几乎不花钱，看他几年都穿着那两件衣服也不换！

　　1969年6月，院里通知让我们四人（有彭桓武副院长、马祥副院长、侯文珍所长和我。我当时负责院科研生产办公室工作）到院部（青海西宁）开科研生产计划会议。这是核武器研究院最重要的工作会议之一。因为它涉及核武器的科研、生产、实验、装备部队等工作，计划一旦制订，要上报中央审批、中途不能随意更改。（若必须更改，还要上报中央批准）。因为这涉及全国各个协作部门工作、涉及千军万马、涉及国内、外形势发展……因此，计划会议要开好，事先各个有关部门、有关人员都要认真对待，力争把计划订得科学、精准、可靠、周密、细致。我感到责任重大。我们一行四人在北京乘飞机到目的地——西宁，一路各自沉思无话。几个小时后，飞机上广播说当下西宁在下鹅毛大雪，气温零下，大家都很愕然！几个小时前我们在北京还吹电风扇哩！现在竟然要过严冬！我庆幸上飞机前多加了一件毛衣。我看看马祥副院长和侯文珍所长穿着长袖外套，还算凑合，可是彭先生只穿件老旧的“的确凉”短袖衬衣，怎能抵得住严寒呢？到了西宁机场上空。我已穿上毛衣还觉得冷。走下机场扶梯时，我看见彭先生脸色青白，双唇发黑，身上不由自主地打哆嗦，上下齿牙不停的叩动着，声音响彻四周。我想：这下完了，要是彭先生得了重病，那该怎么办呢？！过了几分钟，看见远处有几个人跑过来。几位院部派来的同志迎接我们，他们每人抱着件军用棉大衣，跑过来把大衣披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并紧紧抱着我们。顿时感到很暖和。这时，彭先生好像还没有暖和过来，继续打哆嗦，叩牙齿，几分钟后才停止。（幸亏彭先生事后无事）

　　时时刻刻，一心只想事业，无暇顾及个人衣、食、住、行！彭先生可说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我常常想：这不就是毛主席说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的崇高境界吗？

　　彭桓武先生他那极其简朴的生活、对党对事业无限忠诚、勇担民族重任，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他不愧为民族英雄、国家脊梁、“两弹元勋”！我十分敬佩他、怀念他、他光辉的一生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