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撕毁协定，中断对中国援助，并没有吓倒我国人民，相反，“596”这个深入人心的代号进一步激发了我国担当这一庄严任务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的爱国主义觉悟和民族自尊感。他们决心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一定要把原子弹研制出来，为祖国争光。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经过组建机构、调集人才、建立设施，于1960年初正式开始原子弹的研制攻关；1962年9月制订了先进行原子弹塔爆试验、接着再进行核航弹空爆试验的“两年规划”，并开始核试验的全面准备。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和支持下，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了上千次科学试验，只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任务。

　　周恩来总理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1964年10月16日我国首次核试验为例，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他讲到我们自己研究、设计、制造的这颗原子弹，同美、英、法国试验的第一颗相比，水平要高；试验所用的上千台（套）设备，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是高质量的、过得硬的。他的评价，给参与这一光荣、艰巨任务的全体人员以很大的鼓励。

　　实际上，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首先应归功于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从这一事业开始时起，正是周恩来同志的精心指挥，认真求实、周密细致，指引着我们不断前进。

　　下面仅就我国核试验的有关情况作一些回顾与思考。

　　核试验是各国人民十分关心并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放射性沉降和辐射的安全问题，它不仅关系到试验成果的取得与核试验场区人员的安全，也关系到我国人民和邻国人民的安全。从准备我国第一次核试验起，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先说试验现场，在第一次核试验中，自始至终抓了安全防护工作，再三强调不准有一个人遭受危害。制定了安全防护规定，从难从严进行了防护训练，爆炸后成果回收、辐射侦察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严格控制了进入沾染区的人数并进行了剂量监督。保证了这次试验的安全，没有出现什么人“吃”了放射性污染物质或受到伤害。10月22日，在核试验基地召开的总结会上，当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的魏履新同志曾风趣地说：试验成功了，回收成果的同志们都非常忙，而我们这些来现场专门负责人员辐射防护安全监督护理工作的却没事干，都“失业”了。

    再说场外，全国广大地区的放射性本底调查和对国外核试验放射性沉降的监测，50年代末即开始不间断地进行。我国首次核试验时，由于是塔爆，放射性烟云经过的部分地区有轻微放射性沉降并高出本底，但仍在安全阈之下。由于高出本底的时间短暂，对当地居民造成的剂量当量是很小的。即使如此，也引起领导上的关怀与重视。1964年11月2日，周恩来总理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同志关于首次核试验中场外放射性沉降的监测工作后指出，地面沉降取样点要增加，我国的最南边、最北边和东部边界合适的地方也要设站；空中要布置在正东、东南、东北三条线上拦截取样；淡水中取样，海水中取样，蔬菜、植物、果品等也应研究取样，积累经验和数据。对这些指示，会后由有关部门一一作了落实。后来为了减轻下风向地区的放射性沉降，我们还加强了烟云走向的预测预报，把烟云经过地区无降水作为选择试验日期的重要气象条件之一；在核试验场的邻近地区部署卫生防护分队、准备好应急措施等，以做到万无一失。

　　正是由于我们十分重视人民的健康安全，并始终不懈地抓了辐射安全工作，在我国的23次大气层核试验中，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根据卫生部门近20年对北京、兰州、敦煌等地区的沉降灰、气溶胶、水源、食物等放射性水平的调查，结论是对上述地区居民未造成放射性伤害。

　　回顾既往，还必须提到我国首次核试验前一年的一场核政策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以下简称“部分禁试条约”）。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这就是说，美、英、苏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他们的核武器，而中国要先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的权利却要被剥夺。当时美国出席莫斯科会谈的代表曾公开说：这次三国所以能够达成协议，是因为“我们能够合作来防止中国获得核能力”。这就是这个“部分禁试条约”的实质。

　　为揭穿这一骗局，在美、英、苏三国签署这个条约之后，我国政府立即发表了声明并提出了建议。周总理一直是重视听取各有关方面人士的意见的，在条约即将签署前，让二机部刘杰部长找科技人员讨论并征求意见。我记得是7月16日晚上，刘杰同志来到研究所，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17日上午我们组织人员查阅资料，准备意见。下午刘杰同志与我们一起进行了初步座谈讨论。晚上我着手起草上报的资料提纲。18日又进一步座谈分析。在此基础上，经过整理及几次修改，于22日上午报送刘杰部长。另外，我们还为《人民日报》准备了所需的稿件资料。通过这5~6天紧张的工作，反而使我们科技人员进一步认识到，党中央作出的不依赖别人的核保护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决策是多么必要和多么正确。大家一致认为，他们签订条约，企图捆住我们的手脚，办不到。地下核试验技术上更复杂，但这也难不倒我们，却更增强了我们尽快研制成功我国的核武器，并进而攻克地下核试验技术关，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的决心和信心。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63年9月，二机部和国防科委就我国进行地下核试验准备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研究。接着，中央专委1963年12月作出决定，在抓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工作并继续完成空投核航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责成国防科委、二机部共同提出地下核试验的具体方案，并把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这样，我们又开辟了一条战线——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拟制定平洞、竖井核试验的规划；勘察选择地下核试验场址；从理论上、技术上对地下试验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研制、采购所需诊断测量、钻探取样的仪器设备等。后来，还完全立足国内设计、制造出竖井试验不可缺少的大口径钻机。

　　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试验原计划作为我国的第三次核试验于1966年5月进行，目的是通过实践检验我们对地下核爆炸特点的认识，同时测量中近程导弹核弹头的威力和性能参数。后来，为了更快地拿出经过实际飞行考验的核弹头，并集中力量进行氢弹技术攻关，1965年底调整了计划。这次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暂停了一段时间，到1967年空投氢弹试验成功后才继续进行，并于1969年9月23日顺利完成。试验结果表明，坑道自封闭技术和“零”后钻取放射性样品技术等都是成功的；对地下核爆炸流体力学过程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基本一致；靠近核弹进行的诊断测量取得了重要数据，从而为发展近区物理测量技术开辟了道路。通过这次试验，肯定和丰富了我们对地下核试验特点的认识。

　　与大气层试验相比，地下试验工程量大，花钱要更多些，但它具有大气层试验难以做到的优点。它不仅可以将放射性产物基本控制在地下，有利于环境保护，也有利于保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有利于“零”后取得各种反应产物样品，特别是可以靠近核弹进行各种反应过程和参数的物理诊断测量，以改进或验证武器设计和研究射线破坏效应特征。要掌握和发展核武器的理论和设计，这样的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核试验从天上转入地下，是核武器研究发展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出笼之前，美、苏已分别进行了300多次或100多次各种方式的核试验，但这个条约却唯独不禁止地下核试验，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从1964年首次核试验起，到1988年共进行了34次核试验（其中地下试验约占1/3）。同其他有核国家相比，次数是最少的。我们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益是相当高的，在辐射安全方面也是好的。1981年以后，我国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1986年3月21日我国正式宣布今后也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这就更好地保证了安全。

　　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在党和政府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下，注意抓了以下几点。（1）切实贯彻执行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方针，认真实干，精心设计，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一切通过试验，不打无准备之仗。我记得第一次核试验时，由张爱萍、刘西尧同志主持的试验指挥部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定保响、基本保测、确保安全”的号召。接着又提出了“不放过一个问题，不带着问题进行试验”的要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做了两手准备。在某些环节上定了保险系数，留有必要的余地。试验前还组织了预演，反复检查，找缺点，补漏洞，力争把一切可以预见的、应该回答的问题都予以解决，保证一次成功。在核试验基地召开的总结会上，当时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的彭桓武同志讲得好：“一次成功，是一个政党的标准，是我们事业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后来的试验都力求达到这一标准。

　　（2）每次核试验结束后，都要认真分析总结试验结果，同试验前一样，要求在总结中也不要放过一个小问题。有时还结合前一次或过去的经验一起总结，努力做到得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用以指导下一次试验的设计、加工以及包括诊断技术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

　　（3）在每次核试验中都注意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来安排试验项目。有主要的项目，也有次要的项目，对项目反复论证、审查，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有的核试验还努力做到“两次并成一次”，少花钱，多办事，既节省了经费，又争取了时间。

　　（4）在各项工作中注意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问题上，由于专业繁多，相互联系复杂，更要认真开展技术民主，注意发挥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智慧与作用，群策群力，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

　　（5）核武器试验是一项规模大、技术复杂、综合性强的科学实验，它联系着研究、生产、使用各个部门。我们的试验次数又很有限，一次试验后经过认真总结再具体准备下一次试验，时间常常是相当紧的。因此，加强各个单位之间的谅解、支持和团结，大力协同，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也是我们顺利完成任务的重要保证。

　　这些经验是很宝贵的。诚然，过去的核试验工作并不总是做得那么好的，特别是“文革”十年、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干扰的期间，也出现过曲折和失误。但是，这正好从反面说明，坚持正确做法是何等重要。

　　当前，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美、苏两国在继续谈判裁减战略核武器，也在探讨达成进一步限制地下核试验的可能途径。但是，他们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并未停止，已从发展数量转向提高质量、调整核力量结构，正在抓紧研究和试验以核泵浦X光激光为代表的第三代核武器，并有向空间武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对此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我们应该坚持并发展既有的成功经验，努力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为促进既定目标的实现，为维护世界和平继续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