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顾小英、朱明远所著《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书（人民出版社出版），读者可以从中感受朱光亚身上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赤子情怀，对这位“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亦是一种永久的纪念。
文/顾小英 朱明远
青少年时代的父亲，可以说用“恰同学少年”、“赤子情怀”这几句话来概括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在搜寻家中存放的已经发黄的黑白老照片时感到，那是历史的记忆，那上面记录着父亲青少年时代的历程。虽然在今天看来，它们只是静止而无声的画面，却是一件件珍贵的历史佐证，因为它们真实地记录下历史的瞬间，历史的那一刻就是在这里定格的。
从很少谈及自己人生经历的父亲那里，以及母亲和周围亲属们口中聊出的有关父亲的零星而片断的回忆，共同为我们依稀勾勒出一个从少年起就显得老成持重的父亲的形象。当年，他是一个有着明确的人生奋斗目标，有着理想与抱负，重视学识，想有作为的青年学生。他是那样风华正茂，激情澎湃；又是那样单纯，书生意气，聪慧过人。他一面沉湎于知识的瀚海中，学海无涯苦作舟，勤奋地探索着他钟爱的自然科学的奥秘；一面又以一个忧国忧民的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才会拥有的赤子情怀，关注着当时风雨飘摇中的祖国在饱经战争的摧残。在他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祖国母亲能够有一天摆脱这苦难的一切，真正地强大起来。父亲那辈人不仅把“强国之梦”当做一种理想，而且是当做了一种责任，一种用一辈子来背负的责任，这就是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正是基于这种使命与责任，才使父亲的人生有了那波澜壮阔的一幕又一幕。它们就像父亲人生交响乐中的华彩乐章，在那里高扬着的是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赤子情怀，这让我们在下面这封父亲等人致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中，在感人肺腑的激昂旋律中，真正理解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拳拳赤子心。
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成为一段历史，但它真切地告诉我们，科学可以跨越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父亲当时那铿锵有力的爱国誓言，即使今天读来，也依然是那样的催人奋进，那样的饱含浓烈的爱国激情，那样的给我们带来报效祖国的心灵震撼。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去跟随父亲青年时代的足迹，去走进他当时的人生岁月，去了解和解读那封公开信发表的始末。
讲到这封公开信，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及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也就是父亲在怎样的情形下写就此信，甚至可以追溯到更远一些，把它放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中去了解，就可以懂得它的产生绝非偶然。
那要追寻到20世纪的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一枚原子弹。这一举动，一方面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另一方面，也唤起了中国人想掌握和制造原子弹的梦想。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国际著名弹道学家、数学博士俞大维，曾在重庆中美联合参谋部，看到一份关于美国原子弹发展过程的秘密文件。与俞大维有莫逆之交的美军魏德迈中将问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俞大维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命军政部部长陈诚和俞大维，秘密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1946年8月6日，著名科学家顾毓造访了对制造原子弹材料颇有研究的美国加州大学原子研究所所长劳伦斯，劳伦斯表示乐于协助中国制造加速器。顾先生给蒋介石写信，希望蒋介石“高瞻远瞩，赐准制造原子试验器，为国家民族树科学救国、国防救国的第一百年之基”。蒋介石批了50万美金，作为研制原子弹的经费。但要实现这个梦想，就需要物色一批一流的青年科技人才赴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技术。
俞大维首先想到了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抡。这三位不仅有着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与俞大维的个人私交也非同寻常。可以说，吴大猷和华罗庚在学术上都颇令俞大维佩服，被俞大维喻为天才。而曾昭抡与俞大维之间的关系又多了一层，曾昭抡被俞大维称为小表弟。那是因为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嫡曾孙，而俞大维则是曾国藩的曾外孙；而且，曾昭抡的夫人俞大教授又是俞大维之妹，真是亲上加亲。于是，就有了后来陈诚和俞大维邀请他们眼中的科学天才——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赴美一事。他们三人应邀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赶往重庆，专题讨论了发展原子武器的有关事宜。这三位教授很快便拟订了一份计划，并针对此计划的实施，开始筛选在数学、物理学、化学专业学业优异的后起之秀，准备一同带到美国去进行专门的考察、学习。物理学方面，吴大猷从自己的学生中选拔了朱光亚和李政道，因为吴大猷认为他们二人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很不错；数学方面，华罗庚推举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推举了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抡推举了唐敖庆、王瑞酰。
为了使朱光亚他们在去美国前增加对原子物理和原子核物理的了解，因为在当时，中国人对原子弹的相关科学知识甚少，所以吴大猷先生特意为他们开了量子力学课。在这门新课程的学习中，父亲与李政道相互切磋，互相帮助。共同的志趣，使他们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种纯洁的友谊一直延续终身，后来他们成了莫逆之交。而此时的父亲刚21岁，便已是战乱时期合并于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的助教了；李政道作为西南联大二年级的学生，也才19岁。他们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可谓出类拔萃的科学人才。
但面对此次被选拔赴美，父亲从一开始并不是很情愿的。这里有个小插曲，那就是：由于我们的爷爷当时患肺病，仅能领到一半的薪水。靠这一半薪水，可以说我们的奶奶无论再怎样省吃俭用，家里也无力负担父亲他们兄妹几个的学费了。为了坚持学习，父亲就利用课余时间兼职做店员，以补充学费的不足。如果稍有节余，他还要寄回家中，补贴家用。据父亲后来回忆，那是1944年9月，经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刚介绍，他到天祥中学（即昆明一中）兼课，并且一度还曾兼过班主任。父亲一边在中学兼课，一边在西南联大上课，可想而知，当时父亲的求学之路是多么辛苦与艰难。由于认识了王刚，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加之那时西南联大校园里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又受到了抗日战争的影响，所以当父亲得知是国民党政府选派他去美国时，他并不准备去。后来在征求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后，父亲又于临行前，先经南京，专程去见了已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当外交官的大哥朱光庭，也就是我们的大伯父。据母亲回忆，大伯父还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美国芝加哥的领事呢。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大伯父一直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到辞世。当时，父亲为此专门征求了大伯父的意见。大伯父鼓励他：不要考虑那么多，机会难得，各取所需，反正是先学技术嘛。
就这样，父亲终于在1946年8月，与李政道、唐敖庆等人一起，随同华罗庚先生赴美。由于当时吴大猷先生因出席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庆祝牛顿诞辰300周年大会，先去了英国，而后才去美国，所以父亲一行，还有吴大猷先生的夫人阮冠世女士，由上海吴淞口码头登船，搭乘“美格将军”号远洋军舰，前往旧金山。当时已在美国的西南联大校友，也是父亲与李政道的朋友杨振宁替父亲他们一行人在国际学社预订了房间。华罗庚带着父亲一行，满怀希望，于同年9月抵达旧金山。他们这一行人装着满脑子的“原子梦想”从旧金山上岸后，顾不上观光一下这陌生国度的景致，就怀揣着理想与梦想一头扎进普林斯顿大学，与先行到那里的曾昭抡先生会面。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一切的一切是梦想也好、理想也罢，都在会面的那一瞬间破灭了，因为此时的美国政府规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曾昭抡先生告诉父亲他们，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简直是连门儿都没有，你们各奔前程吧！他建议大家分别找到适合自己的大学，或任教，或选择理想的专业学习、深造。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父亲深刻认识到，美国绝不会帮助中国人发展科学技术；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腐败的蒋介石政府，也根本没有发展原子武器的可能和能力。果不其然，后来蒋介石政府中断了支付给这些科学家的经费，50万美金的研制费用成为一纸空文。当师生们的梦想彻底破灭后，一个强烈的心愿与强国梦又在父亲他们胸中崛起：作为中国人，一定要发展自己。振兴中华的决心油然而生。他们决定各奔东西，另辟蹊径，把西方的现代文明与科学技术学到手。
正是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宏愿促使下，父亲在1946年9月选择进入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歇根大学学习，并选择了核物理专业。在这里，父亲一边作为吴大猷先生的助手做课题，一边攻读核物理的博士学位。也正是这一段特殊的留学经历，为日后父亲回国研制那使世界为之震惊的东方巨响——中国的原子弹奠定了基础。当时，在该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已有百余名。在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在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父亲在这里，不期而遇地见到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熟知的学长张文裕、王承书。人在异国遇故人，真是分外的欣喜与亲切。值得一提的是，张文裕、王承书冲破重重阻力，和父亲一样回到新中国后，又与父亲一起，为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并肩奋斗，无私奉献。他们的名字与业绩，也已载入了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史册。
当时他们除了叙旧，也交流了来美国后的一些学习情况。在两位学长的一致建议下，父亲选择了有实践经验、动手能力强的青年物理学家威登·贝克（M.L.WiedenBeck）副教授做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学习实验核物理专业。由于学习目标明确，加上父亲一贯学习勤奋、刻苦，所以，他的学习成绩全是A，并连续4年获得了奖学金。据母亲回忆，美国教授们认为看父亲答的卷子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是一种享受，那是因为父亲一贯是以卷面清楚、干净著称的。那整齐的公式与工整娟秀的英文，使父亲赢得了教授们的好评与喜爱，他们称他为KY（光亚）。同学们则称赞他是“做起实验来很拼命的那种人”。也许正是源于少小时那“苦读出真知”的誓言，父亲在到美国后短短的时间里，就先后于1947年至1949年，连续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1）B能谱》、《符合测量方法（11）内变换》、《铕的转换电子与B射线的符合（计数）（Coincidences Between Beta-Rays andConversiomElectrons in Europium）》、《181Hf的辐射（The Radiations from 181Hf）》等多篇论文。这些都属于实验核物理学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使父亲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研究领域留下了自己年轻的足迹。也正是如此的优异学业，最终让父亲在1949年6月，完成了《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198Au和181Hf的衰变机制（A Study on the Decay Schemes of 198Au and 181Hf by Means of A Beta-Ray Spectrometer andCoincidenceme-Asurements）》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且顺利通过答辩。在那一年，年仅25岁的父亲终于以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当时留美学生中在核物理研究领域获得优异成绩的青年博士。由于父亲在学术上的突出成绩，他在中国留美学生中名气很大，也很有号召力。据母亲讲，当时父亲不仅学习优秀，而且还能指挥学校里学生合唱团的合唱，对于上述两点，我们深信不疑。父亲工整而清晰的小字，无论是信件、批文，还是亲自动手写就的讲稿，永远是一尘不染、工整干净、字迹清楚，就像是艺术品，让人觉得很完美。他闲时对于古典音乐的鉴赏力与喜好，特别是他讲话时发出的共鸣音，让小英在我们相识后第一次听父亲讲话时，就凭文艺人的直觉感到父亲肯定很会唱歌，经母亲一说，真是果不其然。看来，小英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算是用上了。
书归正传，这是父亲多才多艺的一面。而父亲当时借助于学术上的名声，积极在同学中宣传爱国思想，加之他待人谦和热忱，又有组织能力，因此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他当时不仅是密歇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主席，也是留美中国学生中西部地区科协分会的会长，还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的积极分子，这两个组织当时在留美的中国学生中是规模最大的两个社团。据母亲讲，她自己就是在参加这些社会活动中、在听父亲演讲中与父亲结识的。当时的父亲，一腔爱国情怀，他常常组织同学们进行一些爱国进步活动，还利用星期天组织联谊活动，召集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通过宣读家信，相互传递国内的好消息。当时，同学们推选父亲出面组织中国留学生到芝加哥参加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父亲就利用组织这些活动，向留美学生介绍国内的大好形势，引导同学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共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父亲通过这些演讲、座谈等活动，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准备随时报效祖国。那时，在美国东部地区工作的华罗庚先生也利用假期来看望父亲等中国留学生，还参加父亲他们组织的爱国活动，并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
据母亲回忆，她是在1948年赴美攻读化学硕士学位时，与在美国已两年多的父亲认识的。母亲许慧君出身于当时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我们的外祖父许崇清曾担任广东省中山大学校长多年；母亲的外公廖仲舒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先生的亲哥哥；我们的外祖母廖六薇是廖仲恺先生与何香凝女士的侄女，与著名华裔陈香梅的母亲是姨表姐妹。母亲与陈香梅也是以姐妹相称。关于母亲出身的许氏家族，广州高地街的许氏家族，自晚清嘉庆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后近200年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主要有：在鸦片战争中的抗英功臣许祥光，被誉为“许青天”的浙江巡抚许应，闽浙总督许应，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辛亥革命元老许崇灏，东征名将许济，我们的姥爷、著名教育家许崇清。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近现代斗争史上，许氏家族中还出了与邓小平、张云逸共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七军参谋长许卓，他后来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还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此外，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就潜入国民党军事机关核心的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缋；我们的大舅许锡振，当时在上海读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曾有一本名为《千秋家国梦》的书和同名电视连续剧，对此有专门记述。其实，母亲在赴美前就接受了进步思想，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母亲认为父亲讲话很有哲理，在思想上也比较谈得来，就经常去参加父亲组织的活动。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她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鼓舞和影响，共同的理想使他们从相知到相恋。
而当时的父亲并未沉湎于儿女情长的个人幸福之中，在他眼里和胸中，还有着对祖国与人民的大爱与大抱负，因为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儿行千里，却始终不忘故乡、祖国——母亲。不管走多远，不管与祖国远隔重洋，但忠心依旧，这就是父亲当时的情怀。后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父亲欢欣鼓舞。他在同学们中间奔走相告，并积极组织集会和庆祝活动，和同学们交流、讨论回国参加建设。因为当时，在历史的抉择时刻，留美的中国学生最关心的焦点问题便是回国还是滞留美国，或去台湾。这个话题，成为当时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日思夜想的重要问题与核心话题。父亲和许多进步师生，积极鼓励大家回国效力。从文字记载上看，自1949年11月至12月，父亲与曹锡华等人，在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娜堡，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座谈会，分别以“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为会议主题，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过程中的作用，动员大家：“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益，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他们还用《打倒列强》的歌曲旋律，自编填词创作了《赶快回国歌》，每次聚会都要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据父亲当时的日记记载，1950年元旦前夕，他们在美国举行的小型晚会上，用唱机播放了《嘉陵江上》等歌曲，大家还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民主进行曲》等。《民主进行曲》这首歌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流行全国，歌词大意为：看！我们胜利的旗帜在迎风飘扬，看灿烂的太阳升在东方……嘿，可爱的祖国，从今要打碎封建枷锁。嘿，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父亲回忆说，参加这个晚会的人，大都是准备返回祖国、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这用文字记载的情景，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父辈们当时高昂的爱国情怀。只可惜，这本弥足珍贵的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而父亲当时则早已决定回国，并已做好了回国前的各项准备。自1949年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父亲就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3名已经决定于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既有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的（如1949年年底回国，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的陈秀霞），可谓分布在美国各地。如著名科学家侯祥麟先生，当时就在美国东海岸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足以见证，父亲当时在留美中国学生中具有的较大影响力和号召力。这封公开信于1950年2月27日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在当时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父亲也于1950年2月底，断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提供的救济金，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自筹经费，匆匆告别了学业尚未完成、处在热恋中的母亲，毅然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取道香港，奔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这就是青年时代的父亲，以他的爱憎分明，以他的执著追求，以他的理想信念，做出了他终身无怨无悔的、最正确的选择。这是命运的抉择，更是人生的志向与抱负。这也是他在美国期间三大收获中最大的一个。前两者，一个是学业有成，再一个是找到了挚爱一生的终身伴侣。然而与它们相比，这最大的收获与最辉煌的人生一页，便是他选择了新中国。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倾注全部的爱国激情、全部的学识与才干。也唯有在这里，他才真正地成为“中国的脊梁”与“中国的骄傲”。让我们重温父亲当年的爱国感言，让我们从这封公开信中感悟什么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什么是报效祖国的赤诚、什么是热爱祖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下面，让我们重温这封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与赤子情怀的公开信的原文吧，让我们在今天再一次得到它的感召，并领受它带给我们的感悟吧。
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同学们：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招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同学们！我们来美有的一年，有的两年，有的三年五载，都是说要“学成归国”，怎样才叫“学成”呢？硕士？博士？从前硕士博士回国可以换官做，现在可不成啦。现在新中国评定工作人员的标准，百分之五十是才干，百分之四十是工作热忱，只有百分之十才是资历，老实说，博士头衔从此吓不住人了。要空头衔干什么？
你也许说自己学得还不够，要“继续充实”、“继续研究”，因为“机会难得”。朋友！学问是无穷的！我们念一辈子也念不完。若留恋这里的研究环境，恐怕一辈子也回不去了。而且，回国去之后，有的是学习的机会，有的是研究的机会，配合国内实际需要的学习才更切实，更有用。若呆在这里钻牛角尖，学些不切中国实际的东西，回去之后与实际情形脱节，不能应用，而招牌又唬不倒人，到时候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呢！你舍不得这个“机会”，为了这个“机会”你也许在学习之余，还要做苦工出卖时间与精力，还得受人歧视。也许你已请到了E.C.A.的救济金，也不管它以后还能继续多久，也不管它有没有政治作用，想靠它完成你“继续研究”的打算，把个人的兴趣看得太重了，太忽视了国家人民的迫切需要，这种思想太自私自利了。
你也许是学工的，留在学校里，也许在复习以往念过的课程，也许在钻牛角尖，实际工作经验则太差，朋友，你也许觉得能力不够回国干实际工作怕塌台，要想不塌台，就该早些回去，在国内现实的工厂设备材料条件之下去从事实际工作才是办法啊！不能再彷徨了，而且，我们是要从工作中学习，还怕什么“塌台”不“塌台”呢？
也许你在工厂实习，想从实际工作中得到经验，其实也不值得多留，美国工厂大，部门多，设备材料和国内相差很远，花了许多工夫弄熟悉了一个部门，回去不见得有用。见识见识是好的，多留就不值得了，别忘了回去的实习机会多得很，而且是配合中国需要，不是吗？中国有事要我们做，为什么却要留在美国替人家做事。
你也许正在从事科学或医学或农业的研究工作，想将来回去提倡研究，好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准。做研究工作的也该赶快回去。研究的环境是要我们创造出来的，难道该让别人烧好饭我们来吃，坐享其成吗？其实讲研究，讲教学，也得从实际出发，决不是闭门造车所弄得好的。你不见清华大学的教授们教学也在配合中国实际情况吗？譬如清华王遵明教授讲炼钢，他用中国铁矿和鞍山钢铁公司的实际情形来说明中国炼钢工作中的特殊问题。这些，在这里未必学得到。现在回去教书恐怕再不能让你说白话，只晓得美国怎么办，怎么办，而不知道中国该怎么办，还是赶快回去学习吧！
你也许学的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法律。那就更该早点回去了。美国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差别很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所产生出来的一套社会科学理论，能不能用到刚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的中国社会上去，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严重问题。新民主主义已经很明显地指出中国社会建设该取的道路。要配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才能从事中国的社会建设，才能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朋友，请想一想，在这里学的一套资本主义的理论，先且不说那是替帝国主义作传声筒。回去怎样能配得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呢？中国需要社会建设的干部，中国需要了解中国实情的社会学家。回国之后，有的是学习机会。不少回国的同学，自动地去华北大学学习三个月，再出来工作。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参加实际的工作，多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在祖国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们不能彷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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