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时任二机部九局第一副局长兼九所副所长的吴际霖打电话通知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放下手头工作，即赴际霖同志办公室，见到他和郭英会（九局副局长）正热情地接待一位中年科学家。

　　吴局长示意让我坐下，然后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新来的副所长朱光亚同志；同时也向朱先生介绍：他是秘书、小胡，胡干达。接着，又向我交代：朱光亚同志下星期就来上班，家暂时不搬，你找行政科在北红楼为朱先生安顿好住处，这段时间，朱先生仍兼顾原子能所工作，两边跑。为工作方便，吴局长让我暂时同朱先生住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与安全，并负责派车接送。

　　事后，我才知道，朱先生是二机部钱三强副部长推荐来九所的，主要负责科研组织管理，同苏联专家在业务上对口打交道。朱先生到任后，工作十分繁忙，白天忙于处理各项日常工作、参加各种专业技术会议、找苏联专家交谈等；晚上看书、查阅科技资料，接待青年专家，同他们探讨各种技术难点，每天几乎要忙到深夜才能就寝。

　　经常在晚间找朱先生请教工作的有胡仁宇、王方定、林传骝等多位有才华的青年专家。朱先生每次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青年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与他们就科研工作的一些细节深入交换意见，这批专家在与朱先生的交流中得到了解惑、支持与鼓励，更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们的谈话十分投入，往往谈到深夜。为了不影响朱先生休息，有时我只好硬着头皮催他们回去休息，建议改天再谈。

　　创业初期九所工作千头万绪，上手后很难脱身，朱先生原定周一至周三在九所，周四至周六回原子能所的协议，也无法执行。近半年以后，原子能所同意将朱先生的关系转到九所，不再兼顾原子能所工作。这样，朱先生便全身心投入到核武器攻关中，也免去了两边跑的辛劳。

　　创业初期，九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相当艰苦。由于用房紧张，吴际霖、郭英会、朱光亚三位领导只好挤在一个套间办公，朱先生在里间，吴、郭两位副局长在外间，他们相处很融洽，工作很协调。

　　朱先生的住处也很简朴，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间，安放两张单人床，一张3屉桌，两把木椅，一个木制衣架，一个脸盆架和两个5磅水瓶，房间虽小，但很整洁。北京的冬、春季节，时常刮大风，沙尘多，室内必须天天清扫，才能保持干净。有一天早晨，朱先生走进房间后，轻声地问，桌上怎么有灰尘？我解释道，对不起，昨天太忙，没顾上清扫。朱先生便一面从门后抓起一块抹布，一面风趣地说，清扫一次，大概有两三分钟就够了吧，从此，我无论工作多忙，都坚持每天清扫，注意保持室内清洁。

　　1959年冬天，我见朱先生经常披一件志愿军的军棉衣。便好奇地问朱所长是否去过朝鲜。朱先生客气地说：小胡同志，你问得好，我正想找机会向你介绍一下这段经历。我曾经是志愿军的一员，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当英语翻译，在谈判桌上面对面地同美国人较量过。毛主席说过：“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打，无非是谈判桌上斗智，战场上斗勇嘛。”

　　九院创业初期，尽管工作紧张，生活艰苦，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但干群关系相当融洽，人际关系很好。我亲眼目睹：领导干部之间赤诚相见，推心置腹，工作相互支持。

　　朱先生同所里的几位党政领导干部相处得都挺好，他们经常在一块研究商量工作，偶尔也谈点各自经历过的生活趣事。李觉将军和郭英会同志长期在部队工作，郭局长在解放初期还当过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他们性格爽朗，善于言谈；吴际霖则是位管理型干部，比较严肃；朱先生是位很有涵养的科学家，谈吐严谨。他们虽性格各异，但配合默契，往往谈得很投机、很开心，高兴时会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朱光亚院士对核科学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参与了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的重大决策，还制定了核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规划，并具体组织领导实施。1962年，由他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实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并明确提出，核爆试验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实践证明，该方案切实可行，对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及试验起了重要作用。

　　在原子弹和氢弹研制攻关的紧张阶段，中央要求九院每星期上报一次简报，内容为工作进展情况，遇到哪些困难，需要上级帮助解决的主要问题，并要求用毛笔誊写，不许打印。这类简报大部分是由朱先生和吴际霖、郭英会同志亲自执笔起草、经李觉局长过目后上报的。朱先生还以科学家的敏锐目光，深谋远虑，洞察国际风云变幻，善于捕捉新的机遇，适时提出可操作的对外交流谋略，为推动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累建殊功。

 

　　      (文/胡干达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