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光亚同志先后相识于1955和1959年，共同为了创建中国核事业走到一起。当时的首要任务，是要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自力更生研制出中国的原子弹、氢弹。

    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下，与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以及解放军指战员一起，从零起步，经历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在1964年和1967年爆炸试验成功原子弹和氢弹，实现了毛主席“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伟大预言，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国内外激起巨大反响，增强了民族自信，提高了国际地位。

　　回顾这一段共同奋斗的峥嵘岁月，光亚同志在科技组织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核心作用，为核武器研制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光亚同志从事我国核科技事业是从培养核科技人才开始的。195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办原子能事业“没有足够数量的人是不成的”。高等教育部遵照总理指示，决定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一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原子能科技人才的培训中心。光亚同志从东北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工作，他与胡济民、虞福春一起，筹办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他任该室副主任，开始为我国培养自己的核专业人才。

　　1957年，随着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核科学研究基地——原子能研究所的建立，光亚同志又从北京大学调入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任所学术秘书兼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此期间，他主持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座零功率实验装置，开展了反应堆物理的实验研究，为掌握研究性重水堆物理实验技术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北京大学筹办物理研究室和在原子能研究所创建零功率实验装置过程中，光亚同志初步显示了不凡的科学造诣和科研组织领导才能。1959年7月，二机部党组为加强核武器研制的科技领导力量，决定调光亚同志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从此，他就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工作之中。

　　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美、苏、英之间在日内瓦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谈判为由，拒绝按既定协议为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这给了我们一个信号，使我们警觉到赫鲁晓夫集团有可能单方面撕毁协议，终止与我国在核技术方面的合作。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二机部党组及时做出应变部署，要求各单位丢掉幻想，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实行完全立足“自力更生”的转变。核武器研究所决定由光亚同志主持，向全体科技骨干进行技术交底，使大家对自己承担的研究任务目标和途径方法有了基本了解，能够心明眼亮地工作。这次技术交底，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动员。从此，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各项工作在我国迅速、全面展开。

　　经过两年的艰苦积累，到1962年下半年，核燃料工业建设和生产准备，原子弹理论设计和实验研究，都有了相当的进展。在这个基础上，二机部党组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目标。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二机部上下全体同志立即动员起来。核武器研究所按照二机部领导的安排，在李觉、吴际霖同志主持下，经老科学家和主要科技骨干反复研究，倒排进度计划，顺排落实措施，并由光亚同志主持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实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这两个文件对推进和指导原子弹研制并取得试验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原子弹研制及其武器化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大系统工程，涉及众多学科和专业领域。当时我们的科研组织结构，上有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几位资深的老科学家，下有理论、实验、设计、生产4个研究部的各位科技骨干。光亚同志作为党委科技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之一，承上启下、组织协调、综合平衡，对研究方向的确定、技术路线的选择、试验方案的审核、科技力量的调度、工作进度的安排，以及对外的技术协调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得到了部、院领导和老科学家们的赞许和支持。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后，毛主席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总理也提出“氢弹研制能否加快一些”。二机部领导立即把工作重点转到热核材料攻关和氢弹研究设计上来，调整了科研力量和工作部署，把在钱三强领导下，原子能研究所开展氢弹理论预研的科技人员，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形成"拳头"，集智攻关。在彭桓武和光亚同志的指导下，组织制订了加速突破氢弹技术的科研工作大纲，并把目标设定在先进的能上导弹的热核弹头上。

　　氢弹的研制，在理论、结构和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要直接研制出体积小、威力大、聚变份额高、能上导弹的热核弹头，就更为困难。核武器研究所组织科技人员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科学理念和设计思想，经过理论研究人员深入研究，缜密论证，反复计算，终于形成了新的理论方案，并安排在1966年底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这次氢弹试验取得成功，标志着我国氢弹研制进程处于法国之前。试验前，由光亚同志代二机部起草了向中央专委汇报关于氢弹“初级”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在专委开会审议时，由光亚同志对试验装置的结构和原理作了详细汇报。

　 周总理高度评价了报告，说：“报告写得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实践证明，只要发动广大群众，善于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我们的生产和科学实验活动，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就能不断地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

　　几十年来，光亚同志对核事业发展的科学贡献主要表现在决策层面上。我们与他共事核武器研制的组织领导工作中，经常与他商量，并得益于他承上启下，出谋划策。在向周总理和中央专委请示汇报时，也经常由他起草文件或口头汇报。

　　他学识渊博，思维精细，作风严谨，处事认真，善于把一些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深入浅出地表达清楚，善于从全局高度观察和判断科研工作进度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很好的意见。他文字功底也好，起草的文件，概念准确，逻辑严密，语言规范，文字工整，甚至标点符号也很讲究。所有这些，显示了光亚同志科学帅才的素养和造诣。

　　光亚同志从事核科技事业近50个春秋，从风华正茂走到鬓发衰白，执著奉献，功绩卓著。

　　      

                           ( 文/刘杰 李觉  刘杰曾任二机部部长;李觉曾任二机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