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光亚初次相识是近60年前的事。那时，他21岁，已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做助教，我19岁，是联大物理系二年级的学生。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想在中国制造原子弹，他请那时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想办法。俞大维向蒋提出，造原子弹，首先要向中国数理化方面的专家请教。在蒋的支持下，俞大维先生找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伦、数学家华罗庚去重庆商量，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三位教授建议，除了专家教授外，必须在理、化、数三个领域中，各选两位杰出的年轻学者，与他们一起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

　　经蒋同意后，吴大猷先生选了朱光亚和我。曾昭伦选了唐敖庆、王瑞酰，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后到美又选了徐贤修）。为了使我们对原子物理和核物理能增加了解，当时在昆明联大，吴大猷先生还特地为我们5位青年学子开了一门量子力学课。光亚和我在上课和课外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友情。

　　1946年夏我们赴美时，曾昭伦先生先赴美国，吴大猷先生因需去英国开会再转道去美，也未能同行。于是华罗庚先生、唐敖庆、王瑞酰、孙本旺、光亚和我，一行6人，从上海坐船出发赴美考察、深造。在赴美的轮船上，在横跨太平洋的十几个日日夜夜同舱共处，光亚和我的友谊逐渐加深变厚，一直持续至今。

　　那时候我们也猜测到，美国不会向任何其他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到美国后，更证实了这一情形，同时在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很快发生了巨变，我们这个考察组也就解散了。光亚随吴大猷教授转入安亚堡（Ann Arbor）密执安大学的物理系读研究生。

　　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的第二年，光亚在年轻的核物理学家M.L.Wiedenbeck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b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科学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秋，他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毕业后，1950年春，光亚毅然从美国回到中国，投入到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几十年后，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我常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选我是选错了，我没有学做原子弹，仅在纯物理的领域中工作，其他几位也都没有去做原子弹。

　　1946年我从上海去美国后，直到1972年9月才第一次回到祖国。自1950年光亚回国后的20多年中，虽然我和他失去联系，但心中始终挂念他。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夫人惠君1972年回到阔别了26年的祖国时，他专门来机场接我，一下飞机我们就见到了他。1950年我们在美国分别时两人都是青年，而那次再相见时都已进入了中年，真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分。

　　那次回国，我和惠在国内住了近一个半月，看了很多地方，看到了祖国的巨大变化，也有机会与光亚畅叙了往日之情。10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我和惠君，谈了近4个小时，光亚在场陪同。

　　1974年5月我和惠再次回到祖国时，我对当时祖国的教育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处于停顿状态而忧心忡忡，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述说了我对教育工作停顿的担忧，提出了与当时所谓“教育革命”的不同意见，希望能尽快恢复正常的教育工作并请周总理把我的意见转报毛主席。我这封信就是请光亚转呈给周总理的。

　　5月24日周总理接见我、惠和我们的小儿子中汉，听取我的意见。当时“四人帮”全都在场，我和他们辩论，甚为激烈。那次周总理接见时，小平先生和中国很多科学家都在场，光亚也在。在当时国内情况下，他和小平先生等虽都没有讲话，但我知道，他们都是赞成和支持我的意见的。周总理十分严肃认真地听了我和“四人帮”的辩论，并把我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

　　5月30日清晨毛主席在接见我时，和我讨论了“对称”问题并表示赞成我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就在毛主席接见我后，祖国教育工作有了部分的恢复，并开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了“少年班”。毛主席接见我时光亚也陪同在场。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我每年都回来几次，每次都与光亚欢聚畅谈。每当我对祖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议时，如CUSPEA、博士后流动站、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和如何发展高能物理研究以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等都得到了他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1992年5月，我和惠专程陪吴大猷老师从台湾来北京参加我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办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期间，吴大猷老师、光亚和我师生三人在北京得以欢聚。这是光亚1950年回国后，吴大猷老师和光亚时隔42年后的重逢。那时吴老师已是80高龄，光亚和我也已两鬓发白，都60多岁了。吴老师、光亚和我都激动不已。

　　光阴之流快于水，一去不复返。现在，我和光亚都已超越了古稀之年，光亚已将八旬了。他几十年为祖国的原子能事业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祖国是不会忘记他的。光亚极不平凡的成就，深入而无声，实至为珍贵。我想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正是光亚几十年工作和为人的写照。

 

　　    (文/ 李政道   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