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核武器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朱光亚院士是我院创业时期的主要开拓者和技术领导人之一,以后长期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及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对我国核武器科学技术的突破发展一直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我们习惯尊称他朱主任,他不仅是我们这几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所共同敬重的师长和重要技术决策的指导人,而且在全院干部职工心目中始终是一位功显谦和、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和科技专家。

  突破两弹技术的卓越组织领导者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保卫祖国安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研制我国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8年我国核武器研究机构成立,没过多久,原先答应帮助我们的苏联就撕毁协定停止一切援助,拒绝向我们提供原子弹的有关技术资料。在创业十分艰难的初期,二机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下决心忍痛割爱,向二机部党组推荐,将他在原子能研究所从事中子物理研究的副手朱光亚,于19597月调入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协助九局李觉局长、吴际霖副局长等抓科研组织领导工作。从此,朱光亚与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以非凡的智慧和精力投入到这个崇高的事业之中。

  按照分工,朱光亚副所长主管科研、实习、生产计划和学术活动,他组织有关人员抓紧对苏联专家的讲课笔记进行整理,形成一份参考资料,以此为线索,组织科技人员一边学习,了解基本原理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边开展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亲自审定大量的技术任务书。

  1960年苏联在二机部的专家全部撤回以后,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就遵照党中央的方针,走上了独立自主、彻底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需要,他与九局领导一起商议,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重要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朱光亚、邓稼先等人一道,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组织调整成立了7个研究室和1个加工车间,在北京市郊因陋就简地开展先期探索工作。由于朱光亚精通业务技术又善于组织管理,他不仅能与年长些的专家、室主任和谐合作,取得科研共识,并同他们一起常常深入到研究室,听取科研工作进展的汇报,热心指导青年科研人员的学习研究工作,而且能与党政领导干部密切沟通、磋商共事,使得整个组织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各项工作有效协同地运转起来。

  经过艰苦紧张的探索研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实验和相应的测试技术研究等工作取得了可喜进展,青海核基地建设以及核材料生产等问题也按计划进行。19629月,二机部刘杰部长与九局李觉、吴际霖以及朱光亚等共同研究,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二机部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两年规划”)。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所作的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成为千军万马进行原子弹攻关会战的动员令。

  为了进一步分析论证“两年规划”的可行性,根据领导、专家集体讨论意见,由朱光亚副所长主持编写《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实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在这两个文件中,对前一段核武器研制工作做了科学的总结分析,由此明确提出要实现规划,在技术上最关键的问题是尽快实现聚合球形爆轰试验,掌握核材料压缩规律,以及解决中子点火部件的可靠动作问题。就下一步原子弹研制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明确提出核爆试验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试验;第二步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在附件中详细列出科研、设计、制造、试验工作共51项进度计划与要求,整个安排有条不紊。实践证明,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这几个凝聚群体智慧的文件,对当时很快突破原子弹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被誉为纲领性文件,也充分显示了朱光亚对研制工作各个环节科学技术问题的深刻洞察力和系统管理的出色组织才能。

  


    根据上述“计划纲要”提出的采取有效组织措施建议,研究所随即设立了产品设计、中子点火、冷试验、场外试验四个技术委员会,分工负责开展相关技术的攻关。彭桓武、朱光亚出任中子点火委员会正副主任,组织指导内爆中子源、钋铍源和中子管3条技术途径的攻关研究工作。胡仁宇、王方定等一批年轻科研人员在承担这项任务时心里没有底,就经常向朱主任求教,在他的指导下,利用原子能所的已有条件很快开展有关实验探索工作,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和技术手段,掌握制备点火中子源、脉冲中子和g测量等一系列技术。朱主任还和王淦昌、陈能宽等经常深入到爆轰实验现场,指导炸药部件的研制工作。在他和其他领导、专家的有效组织下,原子弹的各项研制技术相继得到突破。19643月至6月,已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的朱光亚主持起草了《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和《596装置国家试验大纲》,明确核试验过程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后又与吴际霖副院长等从青海核基地赴新疆罗布泊试验场,实地勘察空运、陆运和试验现场保障条件的各个工作细节,提出周密的技术措施。

  试验前夕,李觉院长与朱光亚副院长等被中央军委批准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张爱萍将军组织指挥原子弹试验。196410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一片欢腾,世界为之震惊。我们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自力更生研制出中国的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就在人们沉浸在试验成功的喜悦之中的第二天,朱副院长又赶忙组织起草首次核试验技术总结报告。这个总结连同他亲自撰写或组织起草的其他许多文件一样,都为我们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科技基础并提供了宝贵经验。


    氢弹是比原子弹更加复杂的科学工程,核大国严格保密,当时我们没有任何一点可供参考的信息资料。1960年冬,我们正在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时,二机部刘杰部长与钱三强副部长研商,组织原子能所黄祖洽、于敏等一个精干的科研小组,预先进行了氢弹理论探索。1965年初,这支科研力量就正式调入我院,与理论部的研究队伍汇聚一起,从原理、结构、材料等方面广泛开展氢弹理论研究。在朱光亚、彭桓武副院长的指导下,理论部主任邓稼先组织开展突破氢弹技术途径大讨论,制定了工作计划,并由黄祖洽、于敏、周光召等副主任领导,分解课题,兵分几路,多路探索。随着工作的进展,朱光亚代二机部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安排》,全面部署解决“理论技术和核燃料两方面的问题”,拉开了重点攻坚战的帏幕。

  19659月,于敏等带领科研人员赴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将氢弹基本理论与计算机计算分析相结合,夜以继日苦战100天,终于牵住了实现热核反应条件的牛鼻子,形成了突破氢弹原理的理论设计。在朱光亚等同志的主持下,组织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生产部群策群力,不断完善理论方案,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氢弹设计方案。同年12月,朱光亚又代二机部起草上报中央专委的《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的请示》,并列席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汇报有关技术关键问题,会议明确以该原理方案作为研究主攻方向。在解放军和试验基地的大力协同下,196612月,我国氢弹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紧接着于1967617日,又空投爆炸成功了第一颗氢弹,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竖立了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突破,我们只用了2年零2个月,发展速度在世界5个核国家中是最快的,并抢在了法国之前爆炸。这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果断决策固然十分重要,而朱光亚具体参与突破原子弹、氢弹两个“两年规划”的谋划,善于集成群体的智慧,对具体科学技术和系统管理的各个重要环节精心运筹设计,协助上级领导共同导演实施,推进大力协同,确保目标的实现,起着不可替代的主要开拓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攀登核科技高峰的重大决策指导人

  我们的核武器事业与国家的安全和维护祖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息息相关,超级大国对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一直采取遏制的政策。每当国际局势严峻的时刻,朱主任总是坚定地遵循中央的战略方针,指导我们冷静分析形势,沉着应对,力求在核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作出科学正确的决断,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19637月,正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重大进展之时,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即《部分禁试条约》。这个“条约”明显是企图“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朱光亚同志奉命组织编写《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作为宣传提纲印发二机部系统领导干部参阅。提纲明确指出美国等宣传除地下核试验外停止试验的做法,是进一步发展核武器,欺骗麻痹人民的阴谋与骗局。三国“条约”的出笼,更加坚定了我们尽快造出“争气弹”,打破西方大国核垄断的决心。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核试验从天上转入地下,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是核武器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周恩来总理和中央专委的指示,朱光亚副院长主持制定1964年我院科研计划时就提出,在抓紧进行原子弹、核航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开辟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与技术研究的新战线。分析认为,进行地下核试验有利于在核装置周围准确测量其动作过程与各种性能,可以更准确地检验设计方案;可以避免放射性沉降造成的环境污染;国外也无法在大气层对我进行采样分析。

  几年的艰苦努力后,我国逐步创造了地下核爆炸的试验条件。19699月朱主任参与组织指挥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达到“不哑炮、不误爆、不冒顶、不放枪”的要求。此后,朱主任又指导我院与核武器试验基地密切配合,通过20世纪70年代几次地下核试验,解决了核爆抗干扰、气体取样、试验工程等许多重大技术问题,全面过了地下核试验技术关。19863月,我国正式宣布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新一代战略核武器研制从此全部转入地下核试验方式,平洞试验从坑道布局简单到复杂,竖井试验从浅水位到全水位方式,近区物理测试和放射化学分析技术手段不断改进完善,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核爆试验诊断理论、测试技术和方法,使我国核武器发展迈向新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苏两个核大国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的发展,竭力推动核裁军、核禁试谈判。1986年上半年,邓稼先老院长已患重病,身体极为虚弱,他以顽强毅力多次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商议,尔后由邓、于联名上书国防科工委,向中央提出加快我国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步伐的重要建议。这个意见得到朱主任的认可和支持,并指示院里做好武器发展战略研究。为此,我院于1989年和1992年两次召开了发展战略研讨会,比较深入地讨论分析面临的可能禁核试的形势,研讨拟订我院科研发展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技术途径等。朱主任对这两次重要研讨会极为重视,都亲临我院指导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会议形成了向上级机关和中央的汇报材料,随后又在朱主任等领导的联系推动下,由他会同院有关领导、专家先后分别向中央军委常委会及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汇报“核武器发展规划设想”。这两次请示汇报后,党中央都适时作出了重大决策,指明了核武器事业加快研制发展的方向,为我院科研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重视,给了全院干部职工巨大的鼓舞,也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全院上下面对超级大国的挑战和核禁试压力,发愤图强,与时间赛跑,终于赶在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之前,圆满完成了预定的核试验的任务,铸就了我国新一代核武器攻关的一系列新辉煌,为确保我国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打下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20世纪90年代,正当我们集中力量抓紧实施核试验任务的时候,朱主任已在深入思考禁核试之后如何持续进行核武器研究工作的重大问题,他多次提醒我们,“核禁试不是核武器研究工作的句号,而只是一个分号。”根据朱主任的指示精神,我院组织力量积极推进核武器研制工作重点和研究方式的“两个转移”。朱主任在百忙之中,多次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进一步指导发展战略的深化研究,并在他的精心运筹下,于1997年初带领我院与核试验基地的专家向中央专委和江泽民总书记汇报。中央又一次作出重要决策,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我院在禁核试条件下的科研能力建设,保证我国核科技事业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持续健康发展。

  回想我们核武器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朱主任一直处于高层科技决策的中心,无论是发展战略的科技决策,还是核武器研制及核试验中许多技术关键问题的决策,他都起到了科技决策的指导人和主心骨的作用,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不断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朱主任深思熟虑、运筹帷幄,深谙技术、把握要领的领导风范,一如既往地受到这几任院长及广大科技人员由衷的敬佩。每当工作中遇到大的难题或技术决策中意见纷呈时,总会想到先向朱主任请教,在他的指导下工作起来就更加有底,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朱主任不仅在核武器科学技术决策上有突出建树,而且在指导我院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直接参与了我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对我院承担的强激光技术、高功率微波技术等研究始终给予倾心关注和具体指导。朱主任指示我们,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要密切注意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正是按照朱主任的这些要求,以我院为依托和作为主持单位的两大高技术研究领域从跟踪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研究正在步步深入,取得了一些居国内外领先水平的阶段性实验研究成果。他还多次亲临现场,视察指导高技术研究实验演示,对研究成果给予热情鼓励和评价,对下一步的技术发展做指示。20004月,朱主任到上海视察神光Ⅱ装置打靶实验,他对实验的良好成果甚为欣喜,指示说,“武器有威慑型和实战型两种。ICF工作本身不是武器,但它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并能为武器研究服务。”朱主任对高技术发展的指示,拓宽了我们的工作思路,对中物院建设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核武器研究基地和高新技术研究基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还有我院管理体制调整问题。随着我院核武器事业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领域的不断拓宽,中物院管理体制问题对全局工作发展影响重大。199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中物院的管理体制,成为相对独立的国家科研事业单位,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2000年又进一步理顺了中央有关部委对我院的管理关系。在我院管理体制调整的决策过程中,朱主任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他作为长期工作在国防科技战线的资深科学家和组织领导者,深深了解我国国情和国防科技事业的特点,总是站在国家安全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积极赞同和维护中央加强对这个特殊事业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坦诚建言,促成了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对调整中物院管理体制的适时决策。这些年的实践证明,中央的这一重要决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持续发展和我院各项工作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和物质技术条件,是顺应国防科技改革发展大势的明智效验之举。

  培育核科技国家队优良作风的领路人

  核武器研制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科学技术复杂的系统工程。我院创建几十年来,在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突破的历程中,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技术精、作风优良的科技队伍。朱光亚主任等一批老一辈科学家就是精心培育这支优秀科技队伍的领路人。

  朱主任在我院创业初期作为主管科研的技术领导,就一再强调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对这个原则问题,不能动摇。他在组织制定突破原子弹、氢弹及其武器化等科研工作规划、计划中,总是身体力行,充分体现党中央和中央专委确定的战略方针,坚决贯彻关于“多研制,少装备”、“有限目标,技术先进”、“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等重要指导方针,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发挥综合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了一系列技术关键,实现了核武器科学技术的一个又一个大跨度发展。也正是在朱主任等这样一批事业奠基人的带领和影响下,我院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以祖国安全为最高利益,铸国防基石为已任,经受无数的风雨坎坷、艰难险阻的考验和磨练,顽强不懈地奋斗拼搏着。

  在实际工作中,朱主任很早就倡导贯彻“预先研究、型号研制、生产装备”三步棋精神,特别重视搞好预研工作。他强调要将在研制过程中已经成熟的技术成果,适时地运用到新型号,并去改造提高老型号。同时非常重视在科学研究中发扬学术民主,一直强调“要注意发挥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智慧与作用,群策群力,在集中指导下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保证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由于朱主任等老专家的积极倡导和率先垂范,我院形成了科研“三步曲”的好传统,这就是:第一步慎重确定目标,开展先期探索研究;第二步科学分析论证,选择较佳的研究方案和技术途径;第三步组织集体攻关,解决技术难题。1965年我院在朱光亚、彭桓武等专家指导下开展的氢弹原理技术途径大讨论,加快了氢弹原理的突破,就是发扬学术民主、攻克技术难关的典型范例。他自己从不以领导或长者自居,总是非常沉稳仔细地倾听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善于总结不同看法和见解,从而归纳提出独到的学术思想和技术见解,使科学技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此后在许多技术问题的决策中,朱主任都适时指点我们要多听大家意见,由科技委组织各方面专家进行充分的研讨和论证。我们依靠扎实的预先研究和技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力求做到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确保核武器研制总体目标圆满实现。

  朱主任十分重视培养我们这支队伍严谨细致、科学求实的作风。早在1963年建院初期,他组织制定“科研成果鉴定暂行办法”时,就着重提出要贯彻严肃、严格和严密性的“三严”作风,从理论计算、实验、设计、试制、检验等到技术总结、报告,每个步骤都要做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科技组织工作,也必须及时总结经验,摸索并掌握其规律,写出总结性文件,作为科技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后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朱主任在组织指导我们进行历次核试验中都要求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要求参加核试验的全体人员搞好“五定”:定人员、定岗位、定职责、定关系、定动作,做到“不放过一个问题,不带着问题试验”。在我国进行的绝大多数核试验中,朱主任都不辞辛劳亲临现场,认真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仔细检查每个重要环节的准备工作,查漏补缺,严格把关,对发现的问题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分析、逐一解决。他多次告诫我们,“院大型试验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就是要一次成功。特别是在影响成败的关键环节上可不能出问题。”

  有一次竖井试验,在产品罐与测试钢架对接时掉进了少许铁砂,经分析对核试验的影响不大。但我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坚持将产品罐卸下运回工号检查,细心地分解产品捡出铁砂再重新组装。当时就在现场指导的朱主任热情支持赞同我们所采取的措施。靠着这种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科研作风,我们精心组织实施每一次大型核试验,达到了试验成功率高、效费比高的要求。在科研管理拟写技术文件方面,朱主任同样以“严谨”而著称,他批阅科技报告等材料,非常仔细认真,从内容到格式都抠得很细,提出中肯的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予修改纠正。我院许多科技人员谈起当年跟随朱主任工作时,至今感触良多,异口同声赞叹朱主任严谨治学、处事务实的精神,有了像他这样的良师益友的言传身教,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得以一点一滴地培养起来。

  在核武器研制与试验过程中,朱主任一向教育我们,这项系统工程联系着研究、生产、试验、使用各个部门,需要全国有关各方面配合。要始终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他经常提起,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攻关会战。“中物院总结历史、总结经验要注意大力协同这一条,这个话要由自己来说,尊重别人,人家更会尊重你。”

  朱主任对本人为核武器所作的卓越贡献总是抱着谦恭的态度,不让人宣扬自己。每当人们问及时,他总是温和地说道:“核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是许多同志共同做的。”朱主任这种功高谦和、虚怀若谷的品格,激励着我们在工作中注意搞好院内外的团结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势,保证各项重要任务的胜利完成。

  事业兴旺,人才为本。朱主任高度重视我院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建院之初根据核武器研制工作需要,他就与九局领导一起商议,把选调科技骨干和年轻科技人员作为发展事业的一条重要措施,主张以任务带学科,出成果、出人才,通过研制核武器重大任务的实践增长科技才干,锻炼科技人才。几十年来我院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在核事业的大舞台上成长起来,成为对国家核武器和高科技事业有贡献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后来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朱主任又多次指示我们,“要重视并安排好人才的培养,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要让那些有才华、有创新精神、敢于拼搏的年轻人挑重担,使我们科研工作增加活力,后继有人”。在他的关心支持下,我院设立了研究生部,1994年他欣然为研究生部成立骞村張杩涗竴姝ョ悊椤轰簡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