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596”攻坚战

　　光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9月，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核物理，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他发表的研究论文主要在b能谱符合测量方法和内变换等方面。1949年秋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50年春就回到新中国。临行前，他满怀深情地留下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留美的同学们回国参加建设。

    光亚1959年7月调进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后改为九院)任副所长。1960年6月，我从中国科学院调到二机部九所二室工作后，才较好地认识了仰慕已久的朱光亚同志。此后我们就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进九所后，在光亚直接领导下，我与同志们憋着一口气，为研制中国自己的“争气弹”而开始艰苦奋斗。“争气弹”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爱称，代号596。

　　当我知道任务和较为具体的工作内容后，既感到光荣又很感知识不足。我原是学物理冶金和金属物理的，对搞原子弹所需要的核物理知识，以及要求我转行主攻的有关炸药、爆轰方面的知识，都是外行。我向光亚同志提问求教应如何开始工作，光亚一方面传达上级精神，要自力更生、以任务为纲，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干成学会；另一方面他指出要发扬学术民主，发扬科研人员积极性，组织集体攻关，从严要求。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光亚严于以身作则，对于多学科的新知识和技术，都能学在专业人员的前面。那时，包括光亚在内的老科学家，无不谦称自己搞原子弹是外行，彼此之间切磋琢磨，学风十分可贵。

　　我和同志们按照领导指示，在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白手起家，研制核装置球面同步起爆元件。两年内进行了上千次爆轰试验，初步带动了有关炸药和加工工艺以及光、电测试等的技术攻关，增强了信心。光亚同志经常冒着刺骨寒风，与老一辈科学家不时赶到实验场地，观看指导实验，给大家很大鼓舞。记得当时缺乏爆轰实验测试技术手段，光亚听说后，建议用唯象的研究方法过技术关，对我很有启发。我体会到，原子内爆是个新的科学技术领域，也是机密性很强的技艺诀窍的综合。光亚指示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等多方面有所创新，既要注意逻辑思维分析，也要注意形象思维。当时，大家迫切希望能如期做出一个较高级的产品，所以倾心探索，奋力拼搏，不畏风险，不怕挫折，终于研制成功新的球面爆轰波聚焦元件。

　　我还记得许多有关炸药研究的故事。1962年和1963年7月，光亚率领钱晋教授等人到西安参加、指导与兄弟单位协同的工作。我也去了。当时我们均40岁不到，有一晚同看一台“秦腔”戏，光亚为我们讲起“狸猫换太子”的剧情，兴高采烈、历历如昨，一点不是一般人说的“寡言少语”。最近，一位老同事发现了一张当年在西安的老照片拿给我看，我很高兴。凑巧在广东珠海要召开一个“2002年火炸药技术及钝感弹药学术研讨会”，我把照片寄给了与会的战友们，他们也很激动兴奋。我感慨，时光和科技真是飞速发展啊！40年前，光亚领我们到西安开始研究炸药时的情景，形象地说，就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4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跻身国际研究钝感弹药的前沿了。我体会：所谓“钝感”形象地说就是研究出的炸药既“似火”又“如木”！

　　光亚多次到青海指导大的聚合爆轰实验。如1963年8月18日、21日、12月24日等，他与李觉、吴际霖、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等都去了。他们都是实实在在地进入角色，让人感到他们亲如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和指战员。有几次记得老领导刘杰去了，后来刘西尧也去过。因为光亚积累了各方面情况，所以能够写出超脱性、综合性的报告。

　　回忆中，我发现一件有关光亚“应时而出惊世闻”的故事。1964年6月6日，当张爱萍检查青海九院时，适值爆轰冷试验成功。爱萍同志很有感想，赋诗赠光亚同志并转九院全体同志。诗云：“祁连雪峰矗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修道炼丹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不出所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应时在新疆热试验场爆响。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夜，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和刘西尧、张蕴钰、李觉、张震寰等许多领导同志，向光亚和众多科技人员举杯。大家随杯，或干或抿，在茫茫戈壁滩上开怀畅谈，满怀豪情地欢庆中国圆了打破核讹诈的“惊世闻”之梦！

　　1966年以后的大动乱中，许多东西都丢了，爱萍将军遭遇浩劫，这首诗的命运，只能是依稀留在人们胸中。后来，我为了写“东方巨响的启示”一文（原载《回顾与展望》1949~1989，国防工业出版社，主编聂力、怀国模），有幸得到张爱萍来信和当面指示。经他审阅，认为上述《诗赠光亚同志并转九院全体同志》中的文字，基本上是如实的。

　　光亚在其他方面的技术贡献，另有同志回忆详述。我就不重复了。总的来说，难忘的“596”攻坚战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胜利。光亚善于默默无私地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包括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人员和物质的实际条件等，作出科学判断，承上启下，化为“集体集集体”的整体行动。光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完成了历史性业绩。我感到，这就是颇有我国时代特色和人格特征的历史。这里要具体举出两份光亚主持起草的文件：一是“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实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二是“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是当时科研和试验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许，“现在可以说了”。如果要加以评说，我感到，在当时非常薄弱的科学和工业基础条件下，这两个文件为如期完成代号为“596”的第一个原子弹装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争气弹”不负众望争了气！

　　发扬学术民主  掌握氢弹原理和技术

　光亚同志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发挥科研人员作用。在突破氢弹原理工作方面，他在领导工作中十分重视理论，重视理论与实验的联系。他与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多次举行技术讨论会，让理论部科研人员献计献策。他适时把北京与青海的信息沟通，让实验、设计、加工、生产各部门积极配合，及时拿出高质量产品来，为突破氢弹原理和掌握氢弹技术而努力。

　　1966年12月28日，我国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我在这件事情的前后，比较多的时间只参与过青海和新疆试验的有关部分工作，但与光亚接触增多，对他的领导艺术和驾驭复杂情况的才能，进一步加深了认识。我曾听到过他向周总理汇报以及总理对他的极高评价。例如，1966年12月某日，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听光亚汇报有关氢弹试验装置情况时，总理问（并指光亚）：“报告是你起草的吧？”并指示：“多印几份送各位副主席！”

　　我后来才听说，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精心安排下，氢弹的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这个研究小组于1965年初调来与核武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起攻关。在朱光亚、彭桓武副院长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理论人员和有关专家，经过认真总结分析，制定了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经过半年多群策群力的刻苦钻研，找到了问题的关键。1965年1月，于敏调到九院任理论部副主任，9月于敏带部分同志去上海进行优化设计，得到十分满意的结果。光亚及时通知青海，九所已最终形成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形的新氢弹理论方案，不久，即由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先后去青海介绍讨论。在青海，则由方正知、胡仁宇、陈常宜等准备了与方案有关的实验和技术方面必须讨论的问题、计划以及工作安排。在吴际霖同志具体组织领导下，抓紧进行工作。当时，光亚发扬学术民主，考虑全面，沟通细致，在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困难的工作条件下，使得氢弹装置和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终于在1966年12月28日以前完成，保证了氢弹原理试验胜利完成。

　　试验完成后，聂荣臻元帅即在基地召

　　开座谈会，部署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任务。有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等科学家及张震寰、李觉、张蕴钰等领导参加。与会同志都建议为加快氢弹试验速度，采取与这次试验相同的结构，设计全当量装置，尽快进行全威力的氢弹航弹核试验。此时，全国已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态势下。作为技术干部，虽然得到周总理和聂帅的保护关怀，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唯有凭着赤忱的爱国思想，无私地努力工作。光亚担子最重，北京青海两头跑，有时忙过头了，不想吃东西。如果我在旁边，总要提醒他，“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话自然也是嘲讽我们自己的。由于我们始终保持积极、乐观和信心，终于成功地于1967年6月17日在世界上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拥有氢弹的第4个国家。

　　在任何时候   不改学者本色

　　1970年，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以后，仍然对九院的核武器研制给予亲切关注。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世界上5个核国家中，中国是进行核试验最少的。为了仅进行少量核试验就设计出先进的核武器，他要求我们加强创新意识、不断提高科技、学术水平；要善于掌握和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抓住主要矛盾。在制定核试验规划时，要抓住主要矛盾，有所为有所不为。

　　光亚特别重视搞好战略研究，他要求一次一次深入开展有关战略和技术能力的研究。例如，如何“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问题，就是一个程度不同而“可贵难能”的问题，核试验的热测试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可贵难能”。

　　我深感经过核试验在思想上比技术上有更多的收获。试验前，九院、核试验基地等很多单位的科技人员，在新疆一个封闭的地下平洞内，为了新的理论探索，设计安放了多种创新的测试记录探头，希望在核爆炸的瞬间，用这些探头“抓住”中子、光子、电子等诸多物理参量，难乎哉！试验后，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的凭证，只是千奇百怪的、记在照片上的“曲线”，有时还要排除干扰，才能判别分明，这又是一个难题。至于判明正确与否，最后要能与理论预估和实验的修正比较，才能作结论。这是最难的了。难，难，难！对于那样难以取得的成功和胜利，我从内心想欢呼歌颂我们的“神工”们！在这次试验后，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打油诗：风雷难测神工测，诸子百家瓮中鳖。甲骨文字判明时，锦囊妙算昭日月。

　　我想指出，在核试验前后，光亚都是以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出现。试验后的长时间里，光亚也总是多次和大家一起总结。1994年3月，光亚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听过他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呼唤尊重科学的大会发言。后来也在不同场合听过他多次讲话和发言。总的来说，我感到他实事求是，不说大话，不说假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总是以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自居，与当官前基本一样。

　　周恩来和不少领导同志们，都曾称誉光亚同志有“立德立功”之优良品格。但光亚自己，他还是他，默默无语地保持着本色，坚持不懈地为祖国强盛、为核盾向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心力。一次，光亚全神贯注地听着一位美国教授作有关裁军的讨论发言。一贯认真只听而不多说的光亚同志，竟有兴趣发言问这位教授：“美国有多少科学家主张彻底销毁核武器啊？”当时我联想，光亚是在“踏雪寻梅”啊。

　　过去国弱挨打，现在国强人荣。九院人特别是老同志对此深有共感共识。所以在1992年的一次年会上，光亚提出一个集体赋诗的创意，要大家互勉再做奉献。光亚命题后让我打个草稿，写写大家想的。那一天，人气很旺。我也就遵命，打油献丑，不计工拙了。写成，光亚作了仔细推敲，然后，由与会代表约30人审阅赞同签名，词曰：“五世聚新堂，喜气洋洋。绵山蜀水迎秋光。科技不畏崎岖路，前景辉煌。人事有沧桑，激荡昂扬。许身为国最难忘。神剑化作玉帛酒，共创富强”。此词调寄浪淘沙，后在院里传开后，首句“五世聚新堂”成了题名。

　　从这件事，我发现光亚是颇有文采而不轻易外露的一位长者。当然，我感受最本质的一点还是，他在任何时候，不改学者本色。

　　我曾担任863激光技术主题第一任首席科学家。光亚只要有时间，总是尽可能下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曾同时兼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因而有幸有更多的时间听光亚的指导和教诲。我不能不在这里提到最受人尊敬的钱学森先生，钱老的学者本色和高风亮节，光亚经常提到，并诚恳指出，钱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也曾有机会参加光亚和他的好友李政道的几次聚会。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6月的端午节，李先生宴请国际会议的朋友，在“来今雨轩”的雅间，我聆听着政道和光亚闲谈《楚辞》里“天问”中“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原屈原词中的一问一答，化为今晚科学家之间的求索了，真令人感到趣味盎然。

　　回顾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每次重温光亚优秀品德，平易近人，我就想到用“温、良、恭、俭、让”五个字来总结。他领导我们搞了“一点”两弹，现仍在这个领域，为了国家安全，迎接挑战。光亚已届耄耋之年，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情态潇洒，戏称自己的健身法宝是“喝酒、吸烟、不锻炼”。当然，人们会了解光亚的真实意思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反之亦然”。

 

　　     (文/ 陈能宽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