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1978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朱光亚来到四川梓潼交太人民公社第五大队，他由陈能宽副院长陪同，来到交太的遥测实验室了解导弹飞行再入段因等离子体黑障数据严重丢失，和“记忆重发”在“风暴一号”上取得初步成功的情况。

　　朱主任问我“重发”的把握性大不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说：“航天部软硬回收的办法也试过了，结果很不理想，看来记忆重发是唯一的出路了。”可以利用电波传输现象把被中断数据快速重发出来，但这种把握性也仅是理论上的。他要我把理论分析加上即将获得的下一次实飞数据，写成一篇文章，向钱学森先生讨教。我按朱主任所说去做了。保密柜里的老档案记载，我于1979年10月20日通过机要给朱主任回了信，并附去了“储存技术与遥测”的文章。

　　钱学森11月3日批示：“记录、存贮、重发的遥测技术看来很有前途，应该认真总结一次”。朱光亚先生在钱先生批语后面写到：“我赞成钱副主任意见。学术讨论会的准备，科技部有关局亦应参加”。朱主任让秘书把批示复印件寄给我的同时，还叮嘱学术会议的报告要写成论文的形式，重要公式要附上推导，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说明问题。

　　学术讨论会1980年10月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举行，九院、航天部、基地约30人参加，钱、朱二位亲自到会指导，我按朱主任要求写出了“低空等离子体衰减”一文，在会议上发表。经过讨论，我国依靠记忆重发克服黑障的技术路线在这个会上完全敲定。

　　还有一次朱光亚找我的时间是1990初春，在九所招待所。当时，组织上要我担任九院科技委主任，我感到责任重大，不知所措。胡仁宇院长指示我多向朱光亚先生请教。于是我到了北京，并向秘书说明来意。正当我等待会见的一天上午，院北京工作部来电话告知：“朱主任的车已经离开机关大院了，马上要到九所找你。”

　　当时九所招待所是旧车间改装的，我住在顶层（因高度不足戏称两层半）的一个小房间里，在这么差的环境里接待朱主任这么高的首长，实在感到很不好意思。那天我们整整讨论了两个多小时。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为什么要设立科技委？它与总工程师应如何分工？院科技委和所科技委有没有领导关系？要不要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等等。

　　朱主任说：“各国核武器研究都是在同外界隔离的环境中进行的。为防止学术垄断，美国有两个平行的物理设计单位。我们本来以为苏联只有一个研究院，最近才知悉他们也是两个单位平行竞争。中国怎么办？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给我们订的方针是“一点儿”，显然不能学美苏也搞两个研究院，那样要花很多的钱，有悖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办法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技术民主，科学制定方案。九院向来就是这么做的，只不过通过科技委的形式把它肯定下来，坚持下去。”

　  朱主任还说，科技委侧重于“长远、战略、全局”的科学技术问题，这就同行政上的总工程师以及型号上的总设计师有了分工。院科技委在院长领导下工作，是院长的参谋机构；所科技委在所长领导下工作，是所长的参谋机构，院长领导所长就够了，不必提院技委领导所科技委。

　  朱主任不赞成科技委成立专门的办事机构。他说，日常工作由秘书长值班，机关各部处都是科技委办事机构，那多方便。主任、副主任都是专家，要尽量减轻他们的行政负担。

　  由于时间太久了，光亚先生的上述谈话，不可能回忆得十分准确。好在这些精神后来都被大家认可，并写进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条例”（l99l年6月版）。

　　从以上两个回忆可以看出，朱光亚先生在业务上是我的好老师，工作上是我的好上司。

　　    

      (文/李幼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