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我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所工作，当朱光亚来此参加学术活动时我们结识，那时我知道他是一位实验核物理学家。以后我奉调回国来到九所，朱所长与我单独谈了话，他给我交代任务后，我很快就带上几个新大学生开始工作。刚回国时，我想在工作之余，把我在杜布纳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写成论文发表，我向朱所长报告后，他同意这样做。

　　当时九所处于初创时期，科研人员很少。我提出是否可从原子能所调些科研人员到九所，朱所长对我说，兄弟单位的工作同样重要，不能影响兄弟单位的工作。由于当时九所缺少实验条件，上级决定部分科研人员组成几个实验组住到原子能所，借用他们的实验设备，开展预先研究，但编制是九所的。朱所长常去原子能所检查实验组的工作，他对我们拟订的技术方案和工作计划询问得很仔细。那时我负责一个实验组，利用该所的回旋加速器上进行中子实验，还去北京八达岭的17号工地做了一系列小型爆轰实验。

　　在九所创建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实验资料，研制工作只能依靠自力更生，靠自己做实验来取得经验。朱所长强调要把做好实验记录、积累实验资料作为研究所的基础建设，他规定要用专用的、保密的实验记录本，要求每人在实验时作详细记录，妥为保存。这些措施既有助于科研人员养成严谨细致的作风，也使九所从一开始就积累起完整的实验资料，有利于以后的科研发展。

　　1963年初，九所按计划从北京迁往青海，在搬迁动员会上，我记得所领导李觉、吴际霖和朱光亚都讲了话，朱所长说，“青海基地是我们的实验基地，在那里，科研人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随着一声号令，大批科研人员从首都北京乘车抵达青海，春去冬来，许多同志在青海居住和工作了一二十年，把一生中宝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祖国国防建设。

　　我们实验组的同志一到青海，立即投入紧张的实验工作。那时所领导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也都住在青海基地，在科研一线指挥。1963年起，在进行大型爆轰实验时，李觉、吴际霖、王淦昌与朱所长都到实验场和实验室来检查工作。

　　1964年上半年，我的爱人吕芳从广州调到青海基地工作。她刚到基地的第一天，在总厂宿舍区的路上遇到朱所长，我向他介绍吕芳，他对吕芳调来表示欢迎。有一年过春节，王淦昌所长和朱所长看望几位科研人员，也到我家来过。

　　1964年9月，我随九所实验队到新疆试验场地，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我们组在试验塔上安装了测量仪器，仪器电源需要在最后时刻打开。试验前一天晚上，我们测试组率先撤离场区。指挥部仍在塔下指挥工作。当天深夜，我打电话到塔下指挥部，再一次请最后撤离的同志给我们打开仪器电源。在指挥部接我电话的正是朱所长，当时他还在指挥部值班。这次试验很成功，我们组也取得了完整的测试数据。

　　以后，我国又进行过多次核试验，在核试验后的汇报和讨论会上，朱院长总是向大家强调，首先要分析实验数据和落实实验事实，而不是解释实验现象。有一次进行核试验总结时，领导要有关参试人员集中几天，在基地总厂会议室里处理实验数据。有一天早晨上班时，朱院长对我们说，下班后他到会议室去看，那里没有人了，但还有一张草稿纸忘在桌上，没有收回保密室去。他要求大家以此为鉴，务必要注意保密。

　　在氢弹研制工作开始时，青海基地召开了一次由朱院长主持的干部会议，会上由理论部邓稼先报告氢弹设计原理，大家进行讨论。会后安排我们准备试验工作。我们研究室开了多次会议，发动大家提出各种测试方案。朱院长与会听取报告和参加讨论。时任测试队队长的我，在戈壁滩零下30度的严寒里，在院领导的直接指挥下，确定实验方案、测试项目、监测项目、监测氢弹试验的物理参数。对我以及近区测试队伍来说，这确实是一场未遇见过的，全新的，来不得半点松懈和马虎的严峻考验。当时有多位技术院领导，朱院长等在现场，我们有幸日夜在他们身边工作，聆听工作指导，如沐春风般感受着老一辈科学家赤诚的爱国之心和严谨细致的科研作风。

　　1966年12月，我国进行了氢弹原理的核试验，我们这支测试队出色地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的多项测试任务。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陷入动乱，研制人员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群策群力，精心做好核试验准备，1967年6月17日，继美苏英之后，我国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在地下核试验问题上，也表现出了朱光亚院长的远见卓识，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尚未进行首颗原子弹试验，十分关注并精心筹划我国的地下核试验工作。并在1969年9月成功组织了我国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从而为后来从容应对部分核禁试条约生效后的国际形势争取了主动。

 

　　     (文/ 唐孝威   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