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主任从我国准备进行第一次核试验起，就特别关心物理诊断工作，始终关注工作进展，支持和指导诊断内容的扩充、测量技术的进步。我曾长期从事核试验物理诊断工作，对朱主任的关心、指导有深刻体会。

　　建立核试验专业测试队伍

　 还在刚开始筹备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朱光亚主任就清楚地看到，为了尽快推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必须非常重视核试验的测量工作，鉴于核武器研制单位任务已经很重，应该建立专门的队伍来负责核试验的技术研究工作，也包括核试验中的诊断测量工作。朱主任亲自动手起草报告，建议成立核试验研究所，这就是后来的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并且抽调几位适合于这项工作的同志在程开甲领导下开始工作，我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抽调来从事核试验的物理测量工作的。可以说，研究所物理诊断工作是在朱主任一手筹划、培植、指导下开展起来的。

　　筹建研究所的物理诊断工作和测试队伍，曾有许多不同意见，即使到现在，可能还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朱主任对这个决策从未动摇。我国40余次核试验的实践说明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和及时性，研究所的物理诊断队伍的测量水平不断提高，诊断项目陆续增加，提供了丰富的、配套的、比较准确的实测物理参数，为改进核武器做出了贡献。

　　扩大核试验物理诊断项目

　 在我国第一次核试验中，仅安排了近区物理测量项目，即链式反应动力学测量。随着武器设计水平提高，核装置反应过程更加复杂，理论设计专家对实测数据寄以更高希望，提出了各种测试要求。在理论家指导下，我们根据对核装置工作过程的理解，根据核探测技术的原理，参考了某些资料，陆续提出扩大诊断项目的想法、测试方法和所需条件。1966年氢弹原理试验开始，随着多种诊断、测试项目的陆续上马，需要大量仪器设备支持，需要现场工程技术的配合，需要耗费大量昂贵的同轴电缆，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研究所和基地批准，也得到了朱主任的支持和批准。研究所在发展物理测试项目，提高测试水平等方面都得到了朱主任极其重要的关怀和支持。

　　一次试验   多方收效

　　 在我国核试验逐步转入地下的时期，一次核试验中应该安排多少测试项目的问题，曾经引起不同意见和争论，著名科学家于敏等强调应该多上项目，多取数据；我们从事核试验测量的同志们完全赞成尽量多安排项目，或者说所有能设想的项目都争取上，以便取得更丰富、更完整的数据；但也有人表示怀疑，主要怕多上项目增加工程要求、耽误进度。在讨论、研究某次地下核试验的总体时，对核试验总体方案的意见矛盾比较突出，最后朱主任批准了多上测试项目的意见，肯定了竖井方式地下核试验中也应尽量多上测量项目。

　　我国经济实力不能和核大国相比，不可能每年进行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核试验，也不可能为了一个特殊目的就进行一次核试验，每进行一次核试验都应该争取取得更多的数据，虽然从某一次核试验看，进度会受一些影响，但是从长远看，可节省核试验的次数，是一条适合于中国条件的核试验道路。我国以后的每一次核试验都尽量做到多安排测量项目，获取更多的数据，朱主任对这种做法的支持，无疑是贯彻在物理诊断测量上“多方收效”的重要保证。

　　成立近区物理测量专业组

　　在核试验场进行现场诊断工作时，中物院与核试验基地都有一支物理测量和放射化学测量队伍。虽然两个单位的测试人员平时关系都很融洽，但为放射性样品分配和探测器布放位置产生了不同意见。为更好地在重大试验项目中发挥专家的作用，1981年，朱主任提出建立核试验“近区物理测量技术专业组”和“放化分析测量技术专业组”，并且为每个专业组任命两个组长，两个单位各出一人担任，组长不分正副，轮流主持会议。由专业组组织讨论近区物理测量的发展规划，对应开展的测量项目、应该发展的测量技术进行规划，对两个单位分工提出建议。专业组的设立大大促进了两支测量队伍的团结，以后还发展成为每一次核试验以一个单位为主来承担核试验的近区物理测量工作。

　　我曾经担任第一届近区物理测量技术专业组的组长，从专业组的工作中体会到专业组在解决两个单位间的矛盾，制定物理测量的长远规划，沟通理论设计专家和试验测试人员，审核核试验测试结果，比对两家测量方法，甚至到评审科技进步奖等各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种核试验专业组(或专家组)形式一直沿用到今天，原来的国防科工委推广了专业组工作形式，在不同专业领域中建立了几十个跨部门的专业组，总装备部成立后仍旧采用了专业组的形式来组织国防科学技术的预先研究工作。

　　难以忘怀的关怀和帮助

　　我在人生道路上、在投身国防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过程中得到了朱主任的许多关怀和帮助。

　　1961年我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当得知苏方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之后，联合所中方党支部经过讨论，提出由何祚庥代为向国内领导汇报，要求中断在联合所从事的基础研究，回国改行做核武器有关的工作。1961年我回国休假，朱主任找我谈话，同意我的要求，但要我暂不回国，在联合所再工作约一年，并转到中子实验室去熟悉脉冲反应堆。按照朱主任指示，我在联合所又工作了一年多，在脉冲反应堆上测量脉冲功率的变化。1962年我回国后，很快被调去做核试验物理诊断工作，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核装置爆炸时的g射线强度测量（即l测量），在联合所最后一年的工作经验对制定首次核试验中l测量方案有很大帮助。

　　1962年回国后，在钱三强推荐下，朱主任决定调我到研究所工作，在程开甲领导下参加研究所筹建和首次核试验准备，由我领导几十位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完成l测量的准备。当时我仅仅30出头，承担了如此意义重大、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感到兴奋而紧张，经过全体同志协同工作，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核反应参数。我和l测量组的全体同志在核试验中得到了锻炼提高，立了功。我感谢组织，感谢朱主任、钱先生、程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培养。

　　1986年我患重病，送北京救治，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出院后身体逐步康复，渴望恢复工作。1987年朱主任告诉我，我的身体不再适合去基地长期工作，考虑让我到系统工程研究所工作，并且告诉我去研究所后，大部分精力还应该继续做核方面工作，要我继续做抗辐射加固工作，并担任专业组组长。一直到现在我仍旧在系统所工作，并担任抗辐射加固专业组组长，感谢朱主任对我大病以后的工作安排。

　　在我担任组长后不久，准备到核物理学会交流会上介绍抗辐射加固的工作，朱主任仔细审阅了我写的报告稿，并嘱咐“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指示我们在完成实验任务同时，一定要把道理吃透，使我们的加固工作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我想这也是科学技术工作中应强调的原则。

　　1991年中国科学院扩大增选学部委员，我因为大病初愈，参加活动少，很晚才知道这个消息，当我向几位前辈询问时他们都说你申请得太晚了，都已答应推荐别人了。当我向朱主任表示我希望试一试，争取参加这次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遴选时，朱主任当即表示支持并表示愿意推荐。我能够在1991年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增选学部委员时当选为数理学部委员，感谢许多老前辈的支持，特别要感谢朱主任的支持和鼓励。

 

　　                      （文/吕  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科技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