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把朱主任看作我最敬重的老师，这不仅因为50年前在大学听过他讲课，更主要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我国核武器技术攻关以来，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在他指导下工作。他那种深谋远虑的思考习惯，极端认真和谨慎的工作作风，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无论在教室里还是走出校门之后，朱主任一直都是我的老师。在他80寿诞之际，我谨以对往事的片段回忆来表达我对恩师的感激和庆贺之情。

    1953年，朱光亚教授来到东北人大（现吉林大学）物理系。当时，物理系正当创业时期，面对几百名学生，要开设三个年级几十门课程，任务十分繁重。他在承担教研室管理工作同时，还主讲两门大课：力学与热学，原子物理学。

    我当时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对朱老师讲授的原子物理课很感兴趣。他不仅讲课，还亲自上习题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测验考试。他为了给学生作辅导答疑，时常工作到很晚；还印制了“答疑卡片”，学生可以把问题写在卡片上，交由老师作书面回答。许多同学至今保留着当年朱老师给他们的答疑卡片。

    我还保留有他所作的“质量与能量”的科学报告记录，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深刻而有趣的科学讲演，至今难忘。在朱光亚等老师忘我奉献精神的感染下，创业者们人人意气风发，为创建国内第一流的物理系而努力奋斗。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以及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方法使我毕生受益。

    我于1960年初调到北京九所，当时的“第九研究所”承担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任务。虽然核材料生产在二机部其他单位已有一定的基础，但核装置的设计、实验、制造完全得从头搞起。更困难的是我们的专业知识不足，如四室绝大多数人都未见过“铀”是什么样子。

    我虽然是金属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但对特种材料也是一无所知。朱老师对核材料的研究十分重视，告诉我们一定要把现有的资料认真搞清楚，并由陈宏毅、何文钊、杨庸等学材料学的人组成一个室，交待了未来的任务，使我们的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成立“四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决策，不仅在3年多的时间内开展了许多基础技术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特种材料、核部件研制培养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为特种材料和核部件的研制生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原子弹取得成功后，下一个目标就是研制氢弹，我们在草原的攻关面临新的挑战。朱主任高瞻远瞩，看到轻材料的研制将是攻克氢弹的重要关键之一，很早就部署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当时我负责轻材料的实验研究，他经常来车间详细了解工作进程，具体指导我们该抓哪些问题。在攻关中由于可供参考的资料很少，只有一切通过实验，这时领导的支持显得更为重要。他对我们提出的各种困难都仔细听取，一一布置并落实解决。由于有及时的正确指导，轻材料的技术攻关进展顺利，在一年多时间内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从材料与制造上保证了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进行。

    就是在他调离以后，也一直热情关心我们的工作，如工厂的建设、材料工艺的发展以及如何更好地组织研究工作等方面都提出过重要的指导意见。

    20世纪70年代，朱主任调到国防科委机关后，他在负责军用核技术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参与组织实施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开发。20世纪80年代，他又参与领导我国“863”高技术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及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他还积极倡导开展军备控制科学技术研究，动员了部分专家参加这一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工作。

    我在负责军备控制科学技术专业组的工作中，一直得到朱主任的具体指导。他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方针和研究方向，还亲自参加许多具体工作，使这方面的研究及对外学术交流活动都取得较好的成绩，为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和外交对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 文/宋家树   中国科学院院士）